五人墓碑记一词多义_从《五人墓碑记》到《清忠谱》谈五人义举的思想基础及影响_语文论文
时间：2019-02-01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明末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一直被选作普通高中精讲教材。关于“五人激于义而死”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愚蠢行为，以及五人义举的巨大影响，我们当教师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教材的范围之内，而是应当拓展，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从而充实到教学中去，以提高教学质量。
这里，我想把张溥的散文《五人墓碑记》和李玉的戏剧《清忠谱》结合起来谈一谈五人义举的思想基础及深远的影响。
《五人墓碑记》开头一句就交待了五人死的原因：“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第二段就此议论；第三段简要追述了苏州市民反阉党、保清官的经过；第四段追述了五人当刑的情景；第五、六段议论五人义举的影响。文中议论时前后两用反问来肯定五人死的意义和影响：一是“……独五人之者，何也？”二是“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于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课文和史料只告诉我们：五人“激于大义，蹈死不顾”的社会原因，即宦官魏忠贤专权，许多正直人士被杀害，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黑暗局面，人民愤恨。正直的朝臣官吏、东林党人理所当然地为人民理解和敬仰。“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明史·周顺昌传》，见教科书）所以，周顺昌被东厂所逮，“吴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课文指出了五人义举的社会原因，但没有指出其个体原因。李玉的《清忠谱》则表现了这一问题。
《清忠谱》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李玉，明末清初戏剧家。剧本以周顺昌为主人公，塑造了一位刚毅果敢、大义凛然、忠贞不阿的悲剧英雄形象。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塑造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位下层市民的英雄形象。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并欣赏到出现在舞台上的五人的思想性格，认识到五人义举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思想基础，与其性格、精神品质紧密相关的。
如第二折《书闹》中颜佩韦的独白：“年年花酒阖闾城，不爱身躯不爱名。说到人间无义事，捶胸裂眦骂荆卿。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这就充分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质，而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品质又是以忠义为基础的。颜佩韦和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就是在《书闹》之后义结金兰的拜把兄弟。所谓《书闹》，是他们在苏州城中玄妙观前听说书人李海泉说岳传，当听到童贯陷害忠良，囚解韩世忠元帅进京时，颜佩韦拍桌怒嚷：“可恼！可恼！童贯这狗，作恶异常，教我那里按捺得定！这等恶人，说他怎么？”说罢，飞起一脚踢翻了书桌。这就充分展示了人物侠肝义胆的精神和品质。作者在这里对颜佩韦为代表的五人的思想性格作了最恰当的铺垫，与《五人墓碑记》互补。我们读了以后，对五人义举的行为就不感到突兀，更没有那认为一时冲动的感觉了。
又如第十三折《捕义》中写颜佩韦见义友沈扬、马杰、周文元被逮，不仅不逃，还和杨念如挺身而出，大叫：“这桩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别人！”合唱〔一封书〕：“男儿意本豪，猛拼生，忿一朝，身家担自挑。怎偷生，惜羽毛。急向公庭分白皂，肯任他人李代桃？”在这段对白和唱词中，表现了他们五人之间宁可同当祸患而不肯独走的侠义精神。
再如第十八折《戮义》中，颜佩韦当刑时说：“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杨念如说：“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五人合唱〔前腔〕：“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肆虐，堪嗟毒流天壤。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痛孤忠万里俘囚，枉吾侪一朝倾丧。”戏剧再现了课文中五人“谈笑而死”，充分展示了人物思想基础和精神面貌。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粗豪天真，讲求义气，刚直，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人义举不是孤立的，看戏剧中苏州人民的反映吧。五人就义时，人民“怒气高千丈”。“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旁”，并赞扬他们“侠肠一片”，“热血淋漓”，“义风千古”。这就是义举表现在五人激于义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完美结合。
戏剧来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戏剧中的人物是艺术典型。戏剧和散文同属文学作品。我们在讲授张溥《五人墓碑记》的同时，若能把李玉的《清忠谱》中有关五人义举的剧情结合起来在讲读中适当渗透，可以收到多方面的效果。在阅读方面，可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更深入地体会到作者的观点和写作意图。在写作方面，对于如何使记叙为议论服务，怎样选材，怎样展开议论，会给学生一定的启示。同时，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了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积极性，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学的课文《五人墓碑记》不只是一般课文，它早就被李玉在他的《清忠谱》一剧中搬上了舞台，一看就懂。学生可从李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懂得怎样通过对话、动作和演唱去表现人物。当然，这有必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课文阅读去进行。
至于五人激于义而死的影响，课文指出：“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畏非五人之力也。”对于“匹夫有重于社稷”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们对于苏州暴动还不能孤立去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市民暴动。这次暴动反映了明王朝政治黑暗腐朽，政权摇摇欲坠，从而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随之而来的大风暴有：１６２７年陕西农民王二纠合的饥民造反；１６２８年王嘉胤在谷县起义；以及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先后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谚语曰：“木以一叶落而示其凋，国以一政腐而示其衰。”苏州市民暴动正是如此。
我们还要看到：史学家对苏州市民暴动相当重视。除《明史·周顺昌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还有史载《五人传》以及《五人取义纪略》等。文学创作方面，除了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李玉《清忠谱》之外，还有改编的京剧《五人义》等。
五人“激于大义，蹈死不顾”的典范，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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