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比较研究

摘要：在世界教育史上宋代的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具有重要地位，二者可比性强。从双方的形成背景、辦学理念与办学精神、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多角度，对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进行比较研究，发掘中外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异同点。

关键词：宋代书院；欧洲中世纪大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2014603

一、形成背景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视为文化核心。儒学创始人孔子，鲁国人，有学生3 00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72人。孔子的主要教育思想的“民本”，倡导 “有教无类”：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兼收并蓄，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在历史上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孔子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儒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随着传播力度的加大、传播渠道的增加广为人知。但纳入科举制度之后的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工具化和形式化的弊病也逐渐显现。宋代之前，道教、佛教文化在大规模寺院道观的建立之后，也逐渐传播，因其新颖活泼喜闻乐见的传道形式，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虔诚信奉，与当时的儒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这引起了部分儒学者的“忧患意识”，他们急切地需要有独立的专业的广场与机构来继承，巩固和发扬儒学思想，与其他学说抗争，保持儒学在思想领域的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经历了两次变法的北宋社会，经济保持繁荣发展，商业和城市都比较发达。由于地域广阔，致使宋代的经济发展出现不均衡，江南地区发达繁荣，少数民族聚居地和一些边缘不发达山区发展落后。同时，宋代的各级矛盾十分突出，有商人、地主之间的矛盾，商人和官僚之间的矛盾，地主和官僚之间的矛盾；有生活在物资匮乏地区的辽、西夏和金等异族对宋时刻虎视眈眈，不断入侵中原所带来的民族矛盾。这些矛盾让社会不太平和安稳，严重威胁到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为加强封建统治而设立的科举制度和一些政策，虽然促进了宋代官学的空前发达，却仍然不能满足许多士子的入学要求。重功名，名不副实是宋代教育中的普遍现象。朱熹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朱文公文集》卷六《学校贡举私议》）在此思想与经济文化背景下，宋代书院悄然产生于远离城市或市郊的名胜山水之间。其主旨是潜心研究学问，重开自由讲学风气，以此淡化解决各类社会矛盾，重现华夏之繁荣。

公元1世纪，在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开始萌芽发展。基督教宣传“上帝平等对待世人”，“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等说教（徐宗林编译：《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献精华》），让当时的罗马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得以传播迅猛。到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应运而生的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各级别教堂大学，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各种文化知识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后随着以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唤醒了欧洲人对古罗马文化的探究。这就催化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另一方面，欧洲大学的成立，也得益于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或者说欧洲大学的兴起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城市是欧洲中世纪经济发展的新产物，城市的发展改变了旧的经济政治格局，资本的配置被打破，随着旧贵族地位的下降，市民阶级的地位不断上升，形成新的平衡，这种新平衡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旧的商业行会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城市里的各种专业人员和教师队伍不断壮大，主动自发地成立学者行会——“Universita”，以维护其团体利益，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埋下伏笔。公元1180年获得路易八世认可的法国巴黎大学就是由教师行会演化而来的。1158年被当时皇帝正式承认的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则是由学生行会为主体演化而来的。

欧洲的大学与宋代的书院出现地区不相同，书院出现在名山胜水之中，而欧洲的大学产生于繁华的城市。我们说大学与书院的成立都与当时的文化儒学变革或是基督教变革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关。无论是书院的成立还是大学的建立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当然，也有它们的历史局限性。

二、办学理念与办学精神

（一）早期书院的办学精神：开放性、独立性和研究性

有教无类，门户开放是宋代书院的办院特色之一。书院招收学生不分年龄、贵贱、地域，只要有一颗爱学上进之心即可入学。同样的，书院的大师们也爱护每一名学生、不带有色眼镜对待学生，细心讲解，耐心授课，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不断弘扬自家学派的特色。

书院兴起之后，同样面临生存独立和保持自身自由研究精神等问题，建于山水之中的宋代书院，不像处于权力中建在城市的欧洲大学，可以直接争取特权。但书院的生存发展还需要官方的支持。所以得到朝廷的认可，是书院生存下去的保障之一。白鹿洞书院分别于977年和1181年两次获得朝廷赐经书；岳麓书院于1001年获准赐书，1015年宋真宗亲书“岳麓书院”匾额。其他各大书院之不同时期也获得赐书，抑或匾额或褒奖。

朝廷的赏赐并没有动摇书院的自治，在宋理宗表彰程朱理学之前，书院完全保持了自己的办学方式，保证了相对的独立性。书院的学术研究和讲学之风日益光大，由此形成多个学术派别，各书院之间的学术论坛呈繁荣景象，彰显了宋代书院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之特色。

（二）争取独立自治的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世纪的大学面向欧洲各国招生，以拉丁文作为通用语言，解决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教授的交流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新生事物的大学，也与当地居民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摩擦。为确保自己的生存独立和研究上的自由，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些特权。

1有罢教和集体迁校的自由权

一座大学会给所在城市带来有形的繁荣和发展，也给所在城市带来无形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当大学师生决定弃城迁徙时，会对所在城市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因此，大学在与市政当局、封建主以及教会势力的不断摩擦碰撞、斗争中，独立意识日渐增强，迫使权力机构承认其正当的罢教权和迁校自由权。从一个角度讲集体迁校自由不仅带动了文化的流动，也为社会增加了许多机遇。

2大学具有设立特别法庭和内部自治权力，师生享有免税和免役权

当大学的学生与当地市民发生冲突矛盾时，当局执法者自然袒护本地居民，进行不公平的裁决，引发了大学学生的不满，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学主张成立校内特别法庭，由教授和主教主主持审判，实行大学自治。1158年，费雷德里克·巴巴罗斯大帝的训令中提及了有关大学的法律事务和内部自治的问题。这是对来自各地的到波隆那大学学习的学生的一种特别保护。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同样授予巴黎大学类似的权利。为保证师生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学习中，也为了大学的独立发展，经过斗争师生获得各种免税和免役权。

3大学的独特领导体制

欧洲中世纪大学和现在的学校领导机构不同。当时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都享有参政权和教授审定教师的资格权。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按领导体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大学，即以学生为主导的大学管理模式；一类是“先生”大学，即以教师为主导的大学管理模式。前者是学生管理学校的教务，包括教授的选择聘用、大学学费的收费标准的制定，每学期的时限、教师授课时数的制定，都是由学生决定的，由学生会主席具体执掌。比如以波隆那为代表的意大利所有大学就是学生管理。巴黎大学是“先生”大学的代表，教授们根据所授课程不同，成立了相应的教授会，由教授委员会推举校长，一切校务均由教师决定。瑞典等地的大学多属这一类。同时一些大学的教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学教授取得教师资格的审查权，这部分权力原属于主教或其委托的教长操控的，巴黎大学的教授坚持，教长只能有任命权而无审查权，审查权应归属大学自身，最终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我们说开放性、独立性和研究性的特征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与宋代书院办学过程之中，只是因为各自的文化历史不同，区域不同所呈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三、教学目的和课程设置

（一）宋代书院

宋代书院由于创办人学术观点的不同，对社会发展及其需要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些都通过相应的办学目的和课程设置反映出来。但也有提出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功人才。如南宋的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陈亮集》卷二十七《与应仲实》）叶适说：“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习学记言·题姚令威西溪集》）这与大学的注重实用教育有相似之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事功之学在早期的书院并不占主流地位。当时书院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传递和创造学术思想的场所。为此书院的课程设置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历史学为主，根据创办人学术观点的不同侧重不同。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

基督教会举办的大学主要的教育目的是“禁欲教育”，倡导绝育、绝婚、绝义。所以他们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有神学的烙印，“宗教和道德的材料，在课程中占了支配的地位。这些材料包括大量的教义问答手册，赞美诗集和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基督教成了世界的希望。基督教的出现，使基督教学校的课程集中在道德和宗教的学习上，从而忽视、甚至排斥以往的世俗课程。”[1]6—7，247

大学的教学目的和基督教教会的截然不同，出于对精神上世俗的需要和对理性的追求，大学的教学目的体现了浓厚的世俗教育目的和较强的实用性，主要培养合格的律师、医师、祭师以及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公职人员。也可以说，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大学课程文科主要以“七艺”为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文科课程中有重要地位。早期的大学大多是单科大学，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的要求，逐渐兼容数科。

大学与书院都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传统中。在办学目的和课程设置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大学在目的和课程设置方面比较书院更入世，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更加紧密，二者在致思路径上有共同之处。

四、教学方法

（一）宋代书院的教学方法

宋代书院和欧洲大学一样，十分注重学术讲演，表现形式为“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学生的质疑问难。升堂讲说和质疑问难在教学中往往同时进行，在讲学中，“商讨式”教学占重要地位，即通过“相悦以解”，从而使学问日精月进，互相提高[2]。

学术会讲是书院大师在阐发细节的学术见解外，十分注重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如乾道三年在湖南岳麓书院举办的，以中和、太极、察识持养等问题的“史张会讲”。由于不同观点的争鸣会讲对于后世学术研究和思想会产生深刻影响，许多书院沿用并发展成相应的会讲制度。

（二）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

学术讲演是中世纪大学最普遍的授课方法，受当时印刷术落后的影响，书籍价格昂贵，购买困难，所以大学上课时一般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释，阐明内容，并举例释疑、论说评述，学生做好笔记。学生可以对教师的讲演速度提出要求。讲演中教师需要将疑难问题列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最后综合评论。同时学生之间也会进行辩论，有时是一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自辩，有时是二人进行对辨。

如同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柏克说：“就像校长或者教授彼此在阿伯拉德的《是与非》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样，中世纪的学生彼此之间也有争论。”[1]184

书院和大学的教学方式都有讲演和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学风。宋代书院的学风是自然活泼的，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切磋和质疑问难蔚然成风，反对读书盲从，提倡独立思考。而欧洲书院在宗教的禁锢下，学风显得沉闷与被动，有的甚至顽固守旧，学生往往死教条，不求甚解[3]。

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建立，都顺应时代发展，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和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它们的发展在各自的历史范畴里都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意识，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也对之后的社会与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冲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始了教育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革新。它注重职业训练，引进医学、法学等世俗性职业，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宋代书院打破了科举化官学教育的单一发展模式，主张通过自由办学和自由讲学，弘扬儒家理性主义教育传统，培养“传道济世”的人才。早期的书院注重事功教育，但理学家创办的书院强调道统传递关系和伦理本位教育，这样就忽视了艺能职业训练。这是与大学的不同之处。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均具有自由办学、学术争鸣等特点。它们可以按照自己设定的教育目的和学术宗旨进行教学研究，体现了办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中世纪大学在自由办学问题上解决得更加彻底。

当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发扬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办学精神、理念、宗旨、内容、方法诸多方面留下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书院和大学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柏克.教育问题史[M].吴元训，主译.合肥：安徽教育厅出版社，1991.

[2]胡方.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背景与办学理念比较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07（6）.

[3]陈亭延.中世纪大学与宋代书院比较研究的文献综述[J].中国电力教育，2011（11）.

Abstract：In the world history of education， academies in Song Dynasty and universities in Medieval Europe play important roles and they are comparable.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cademies in Song Dynasty and universities in Medieval Europe from their background of formation， the philosophy and spirit of running a school，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and other aspect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academies in Song Dynasty； universities in Medieval Europe； comparative study

（責任编辑：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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