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守刚正：清代名臣王杰的仕宦生涯

摘 要：王杰是清代唯一一位陕西籍状元，其起于寒微，受乾隆、嘉庆两朝知遇之恩，先后在朝四十年，始终以直道立身，清正廉明，深受满清皇室的信任与器重，历任吏、礼、兵、刑、工五部侍郎，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枢机要职。其持守刚正、文采卓绝，多次充任浙江、福建学政及乡试考官，三充会试正总裁，并负责编修《四库全书》《三通》以及承担实录馆、国史馆的文书整理工作。其公以忘私，勤政爱民，敢于针砭时弊，并坚决与以和珅为代表的贪腐集团进行斗争。王杰位列宰辅十多年，为朝野所敬重，成为清代中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关键词：清代;王杰;状元;持守刚正

中图分类号：K8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3-0085-06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葆淳，陕西韩城庙后村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状元，也是清代唯一一位陕西籍状元。韩城王氏，祖籍山西，先祖自万历年间从洪洞县迁徙至韩城务农度日，至康乾年间，王杰父亲王廷诏始为石门县（今崇德县）主簿，但王家生活仍趋于贫苦。王杰出生于雍正三年（1725），自幼聪慧，勤奋好学。随后在关中书院受教于关西大儒孙景烈门下。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业师孙景烈的举荐下受聘于两江总督伊继善、江苏巡抚陈弘谋府中。乾隆二十六年（1761）赴京会试高中进士，在殿试中由乾隆皇帝特提为状元，王杰由此成为清代陕西第一位状元。随后，王杰以状元身份授翰林院修撰，并五迁至内阁学士。其持身中正，“进退以礼，温温有大度而耿直清介”[1]，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在中央机关平步青云，历任吏、兵、刑、工、礼五部侍郎，后授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要职，位极人臣。同时，王杰多次主持地方教育及科举考试事务，担任浙江、福建学政;另四充乡试考官，三充会试正总裁，同时负责《四库全书》《三通》及实录馆、国史馆的编纂工作。王杰在平定台湾、廓尔喀部的行动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两次挂像紫光阁。嘉庆十年（1805），王杰去逝，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文端。

作为清代乾、嘉两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王杰出身寒门而位列宰辅，为官四十年以直道立身，为朝野上下所敬重，深受乾隆、嘉庆皇帝的信任与器重。当前学界很少有学者专门就王杰的生平经历进行学术性考述，相关讨论主要是对王杰相关事迹的故事性演绎，作为街谈巷议的噱头，①且其中存在诸多讹误。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王杰的仕宦生涯及其主要事迹进行梳理，以展现其作为清中后期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与命运转折。

一、刻苦求学，殿试状元榜首

王杰天资聪颖，经历父丧，家道中落，仍能刻苦努力，奋发读书，最终年近不惑而高中状元。韩城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县，迁陕西韩城县，始祖讳进顺五传至公考澽滨公，诰赠光祿大夫、东阁大学士，原任浙江石门县主簿讳廷诏，取公妣吴太夫人，生子三人，长子讳濬中乾隆癸酉科第六名武举人;次讳澈附贡生”[2]35。王杰出生于雍正三年（1725），排行第三，自幼便跟随父亲在石门县读书识字;其天资聪慧，仅四年就能自主书写大字，其父“性方严，不苟言笑，见之辄爱喜，谓吴太夫人曰：‘此儿其大吾门乎，观其作字与为人端正，能自立者益勤教。’公不少宽假，迨去官归乡里，囊空渐不给，而公自刻苦读书，学与年进。”[2]37乾隆七年（1742），18岁的王杰补为韩城县学生员，第二年迎娶同县监生程普之女，从此两人相伴一生。乾隆九年（1744），王杰在府考中名列第一，得到时任韩城知府赵筠的赏识，亲自题词“旷代雄文”以示表彰，并赠其“伟人”之字号。由于表现优异，乾隆十二年（1747）王杰得以在西安府关中书院读书进修，在此期间，王杰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关学大儒孙景烈，孙氏亦欣赏王杰的勤奋与才华，“奉赠公命负笈西安关中书院。是时武功孙酉峰先生主关中书院讲程朱之学，历实行兼治古文辞以训士，公本以文受知及受业乃在文字外，先生深器重焉。自后公常相间家居于事亲从。”[2]39孙景烈人称“关西夫子”，曾任翰林院庶吉士，致仕归乡后专治关学，是清代名极一时的大儒。孙景烈生性持重，务实朴素，深刻影响并塑造了王杰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乾隆十八年（1753），29岁的王杰以优等选拔贡生。第二年，恰逢而立之年的王杰，“拔贡生得教谕，未任，遭父丧”[3]320。王杰伤心不已，泣不绝声，王家由此更趋于艰难，王杰常读书，不善理家财，遂致“产日窘蹙，顾不以口食”[2]41。

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杰为生计所迫，由孙景烈推荐到尹继善幕下担任书记官。由于书法俊秀，才华出众，王杰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尹继善的青睐，史载“时陕甘总督尹文端公以记室聘居幕府，公初本以书法见知，久乃悉公品谊，深重之文端，内迁荐公于巡抚桂林陈文恭公，文恭理学大儒，精鉴别于士类，不轻许可，公在署落不附就，顾特深引重”[2]42。随后，王杰被举荐到陈弘谋府中任职，陈公亦常夸赞王杰曰：“王生负气，槩其志意骄，然非常人也。”[2]42正是在此期间，王杰逐渐精通书写公文之法，并时常跟随陈公学习理学，受益颇多，史载其“佐桂林陈文恭公幕，理学益邃”[1]。王杰也常常回忆这段珍贵的经历，称“生平行已，居官获益多在此”[2]42-43。随后王杰参加科考，并相继考中乡试副榜及第六名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37岁的王杰在会试中脱颖而出，名列进士第十名，在殿试中由乾隆皇帝亲自拔为状元，“殿试进呈十本公卷拟第三，上阅至第三卷熟视之若素识者，以昔在尹文端公奏摺内见字体，曾蒙嘉奖且询知人品，即顾左右谓此卷甚佳，亲拔第一顷之引见。上喜动颜色，授翰林院修撰。御制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堰武时”[2]45。由此，王杰成为清代陕西唯一一位状元，并正式开启了他精彩绝伦的仕宦生涯。史载其“寻直南书房，属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母丁忧，即家擢兵部尚书。……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4]11085-11086。晚年被加封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职衔，位极人臣。

二、典学闽浙，人不敢干以私

王杰出身寒微，但刻苦努力，文采拔萃，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位极人臣，并成为天下学子的楷模。同时王杰为人正直，清正廉明，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多次被派往地方主管教育事务，朱珪称其“受两朝知遇，始终无闲，持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干以私”[5]183。其四任乡试考官、三任会试正考官、四任殿试读卷官，另外多次担任福建、浙江学政，“所进多佳士，其于门下士相爱甚笃，然未尝少涉私，引教之必为君子而已”[3]320。阮元、汪诏、孙星衍等名士均为王杰所遴选，为清朝输送了大批有识之士。乾隆五十三年（1788）清军平定台湾，由于王杰多次出任闽浙学政，教化有功，赐图像紫光阁，乾隆皇帝亲自题词“典学七闽，肃正士风，台湾民俗，颇悉心中，山海险夷，参画具通，有佐樽俎，图貌纪功”[6]301，对王杰赏识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杰高中进士，在殿试中由乾隆皇帝钦点为状元，授予翰林院编修。第二年，便以翰林院修撰的身份担任湖南乡试的副考官。王杰秉持关学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多次到地方担任学政，并主持乡试、会试等科考事务。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提督福建学政;三十四年擢升为少詹事府，并充武会试总裁;三十六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督学浙江;四十年充会试副总裁;四十一年仍督学浙江;四十三年，充会试副总裁;四十四年八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五年奉命督学浙江;五十二年三月充会试正总裁;五十四年三月，充会试正总裁，五十五年三月，充会试正总裁;[6]299—303尤为称道的是，嘉庆六年（1801），76岁高龄的王杰出任顺天府乡试正考官，[7]卷八十七每天坚持从凌晨三点开始批卷，认真阅卷，一丝不苟，毫不懈怠。另外，王杰在任太子少傅期间，主要教授皇太子颙琰（嘉庆帝）学习诗、书、礼等儒家经典。由于管教严厉，乾隆皇帝爱子心切，说道：“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君君臣臣乎？”王杰义正言辞的回应：“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乾隆皇帝感叹不已，此后更加器重王杰。

王杰文采卓绝，多次承担官方文书的整理与汇编工作，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杰以吏部右侍郎兼署礼部右侍郎，命充四库全书馆及三通馆副总裁;四十四年二月转吏部左侍郎，五月奉旨添派阅看大清一统志，十二月充武英殿总裁同判明史，充国史馆副总裁;四十七年，授左都御史，旋京充四库馆副总裁;五十年八月服阕进京充三通馆总裁;嘉庆四年正月，高宗纯皇帝生遐，命总理丧仪，二月充实录馆总裁;六年九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十月充会典馆正总裁。[6]300-303同时王杰先后奉敕编纂了《钦定秘殿珠林续编》、《钦定石渠宝笈续编》、《高宗纯皇帝圣制诗五集》等文书。同时，王杰尤为擅长经学义理，晚年“嗜易，有《读易札记》及《读论语、孟子录》皆藏于家”[1]，另有《葆淳阁集》、《惺园易说》、《赓扬集》、《芸阁赋诗》等著作流传于世。此外，王杰还关心家乡建设，他倾力相助在北京修建韩城会馆，并撰写碑文，同時向地方县学捐银五百两，令其置田地以取租，供学校开销以及生员乡试之用。

三、勤政爱民，为国殚精竭虑

王杰在平定台湾与新疆的叛乱中，出谋划策，殚精竭虑，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并两次在紫光阁挂图。史载“（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台湾，赐图像紫光阁，御制赞曰典学七闽，肃正士风，台湾民俗颇悉心中，山海险夷，参画具通，有佐樽俎图貌纪功。五十四年三月，充会试正总裁，时廓尔喀平，再赐图像紫光阁，御制赞曰司学闽疆，台湾事晓。海洋进退，颇亦了了。短诗长纪，书夜謄章。无暇赞策，人各用长”[8]1993。另外，乾隆年间，沙俄唆使准格尔部叛乱，企图分裂新疆地区，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朝中出现和战的争论，和珅凭借皇帝恩宠，势力显赫，遇军国大事多独断专行，面对新疆叛乱竟企图议和退让。在此维系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抉择中，王杰极力主战，主张出兵抗击外国势力，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

勤政爱民，践行儒家理想贯穿着王杰的整个仕途生涯，他时刻关注地方社会发展，体察民情，并敢于痛陈时弊。如嘉庆八年（1803），王杰辞官还乡前，上书嘉庆皇帝：“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餽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至嘉庆四年以后，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行拮据，由于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4]11088对此，他敏锐地提出：“自裁归州县，滥支苛派，官民俱病，宜先清驿站，以杜亏空。今当军务告竣，朝廷勤求治理，无大于此二者。请睿裁独断，以挽积重之势。”[4]1108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席卷川陕地区，攻城略地，势力正盛，清政府迟迟不能平定。王杰亦心急如焚，关注叛乱的进展以及清军的剿匪状况。首先，他从教匪兴起的社会因素出发，指出“贼匪剿灭稽迟，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以致胁从日众，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余，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木亩征输，甚至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4]11086。他认为，沉重的赋役与连年科派是叛乱的根源所在。由此，提议中央蠲免地方钱粮，“将被贼之方钱粮蠲免，不令官吏舞弊重征，有来归者概勿穷治，贼势或可渐孤矣。至于用兵三载未即成功，实由将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乞颁发谕旨，曲加怜恤，有骄惰不驯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近更调召募，申明纪律，鼓行励戎，庶几人有挟纩之欢，众有成城之志”[4]11086。同时，王杰根据前线作战情况，指出清军存在两大弊端，“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勒保虽为统领，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人人专摺奏事，于是贼至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一由统兵大员专恃乡勇。乡勇阵亡，无庸报部，人数可以虚捏;藉乡勇为前阵，既可免官兵之伤亡，又可为异日之开销，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者”[4]11086-11087。由此，王杰提出实行募兵制，“以军务之紧要，莫急于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4]11087。并阐述募兵的五大好处，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采纳。随后很快便收到成效，嘉庆三年（1798），川匪王三槐就擒，王杰由于谋划有功得到封赏。

四、不畏权势，勇斗贪官和珅

乾隆一朝，和珅依靠皇帝的宠信，在朝中恃宠弄权、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同时又横行霸道、打压异己，朝野官员们或是同流合污、随声附和，或是心存怨气而隐忍不敢发，唯独王杰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和珅抗衡，据理力争。史载“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当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4]11086。王杰起于寒微，为官几十年，最终位列宰辅，但时刻谨记业师孙景烈的教诲，保持清正廉洁、朴素平实的作风，“进退以礼，温温有大度而耿直清介，莫敢以私”[1]。同时王杰不畏权势，敢于同腐败行为做斗争，其虽与和珅同殿列朝，但分席而坐，同室而不同语，并多次痛斥和珅贪腐行径。和珅则软硬兼施，试图笼络王杰，“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4]11086。王杰一身正气，不为所动。和珅见拉拢不成，又极力诬陷王杰，以其故乡韩城有“三王府”“四王府”的说法，而污蔑王杰目无王法，在地方上存在逾越礼制的行为，后查清这仅仅是当地人以王氏家族内各辈分间的排名。在当时的朝堂之上，王杰成为一股清流，史载“公以大体接之，不为壮頄悻悻之事，而遇所当执，终不与和珅附。公素行无瑕疵，纯皇帝知公深，和珅虽厌公，亦不能去也”[3]320。

嘉庆元年，皇太子颙琰继位，乾隆自称“太上皇”退居幕后，但仍暗中主导朝政。和珅依仗乾隆皇帝之宠幸，嘉庆皇帝初登大宝在朝中根基尚浅，和珅行事更加霸道，一时间权倾朝野，嘉庆帝“虽恶和珅，而无一言相及”，一时间国家政令，惟珅是听。王杰刚正不阿，坚决不与其同流合污，于嘉庆元年（1796）以“足疾”为由，退出军机处，并辞官回乡，以此表示对和珅的抗议。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嘉庆帝亲政，极力整顿朝纲，严厉打击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不正之风。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珅，嘉庆皇帝借遗诏将和珅收押，一时群情响应。初八日，“革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狱治罪”[7]卷三十七。但迫于当时官场内外的势力，竟无人敢主审和珅贪腐一案，当时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杰疾恶如仇，挺身而出担任主审官，仅仅十天，审查并拟定出和珅的二十大罪，将其抄家并没收财产，为重振大清社稷立下汗马功劳。

嘉庆亲政期间，“杰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优礼之”[4]11087。嘉庆五年（1800），76岁高龄的王杰以年老体衰，乞求致仕，嘉庆帝下诏挽留，并特许其拄杖入朝。嘉庆七年（1802），王杰再次上书请辞还乡，嘉庆感叹道：“朕在藩邸时，曾资启沃。自亲政以来，常时召对，恩礼有加见其年近八旬，精神尚未衰减眷畀方殷，兹以夏闲屡婴疾病具折乞休。朕念老成宿望，未肯令其骤离左右当经召见，再四慰留。……而朕眷怀耆旧，缱绻弥深，岂忍恝然遽令归去，王杰着不必开大学士缺，毋庸票阅内阁本章。其各馆所纂书籍，亦毋庸阅看，以便安心颐养，如调理即可就痊。自应照旧供职，傥一时未能即愈自揣精力难胜，再行陈奏，另降谕旨。”[7]卷一百由此可见，嘉庆帝对王杰的深切关怀与感情，随后又加太子太傅衔，令其在籍食俸。

嘉慶九年（1804），适值王杰80大寿，嘉庆帝命陕西巡抚方维甸专程带贺诗、匾额与珍宝到达韩城登门祝贺。次年正月，王杰进京谢恩，卒于京师。嘉庆帝伤忡不已，追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并赐白金二千两，将王杰葬于韩城柿谷坡上。祠联云：“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邪恶。”此后，嘉庆皇帝多次回忆起王杰，感念“前大学士王杰，在馆四年，恪恭将事，着加恩赐祭一坛。其长子王塖时，原系主事职衔，并着赏加员外郎职衔”[7]卷一百七十六。嘉庆十九年（1814），又下诏“前大学士王杰，正色立朝，亦籍隶该县，士风醇茂，宜示优旌，着加恩赐祭一坛。仍将韩城县文武学额，各增五名，永着为例，用示朕奖忠励俗之至意”[7]卷二百八十九。

纵观王杰的仕宦生涯，其起于寒微，提为状元，受乾隆、嘉庆两朝知遇之恩，先后在朝四十年，为相十四年，以直道立身，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深受满清皇室的信任。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多次嘉奖王杰，赐予王杰“赞元锡嘏”和“福绥燕喜”两块匾额（现藏于韩城市博物馆内）。[8]1994—1997《清史稿》评其“体不踰中人，和蔼近情，而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4]11088。王杰一生清廉，勤勤恳恳，历任翰林侍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又为南书房行走、经筵讲官、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近臣;同时多次在闽浙一带督理学政，担任各省乡试、会试正考官及殿试读卷官;主管武英殿、国史馆、实录馆的文书工作，并负责《四库全书》《三通》的编修。嘉庆帝评其“先朝耆旧，久直内廷，宣力有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8]1998。嘉庆八年（1803），王杰辞官还乡，嘉庆帝亲赐乾隆御用玉鸠手杖以示器重，并赠诗：“直道一身立廓庙，清风两袖返韩城。”[5]184这首诗真实的反应王杰持守刚正、清廉无私的壮阔人生，值得我们铭记。在王杰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其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与反腐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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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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