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中国宫”及其建筑艺术风格的形成
时间：2022-11-13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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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被泄露，一些参予者被处决，国王受到批评，王后则受到严厉警告，国会通过法律进一步限制王室的权力。因此，她只能在文化事业方面寄托政治抱负，尽管这种文化活动与她的政治理想最终还是联系在一起的。
露维莎·欧瑞卡来自一个爱好文化的家庭。她的哥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德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的统治下，柏林逐渐变成了欧洲的文化中心。弗里德里希大帝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法国思想的爱好者，号称为“皇宫哲学家”。他与那位对传播中国文化有过重要功绩的伏尔泰保持深厚的友谊。在崇尚自然的哲学家卢梭困难时，他提供过庇护，使卢梭在他的治下生活三年之久。一位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著名哲学家，莱布里茨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被他提拔为哈雷大学(Halle University)校长，授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爵士，
成为普鲁十的最重要的官方哲学家。康德也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康德与普鲁士政府有思想上的冲突)。直到后来，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影响。露维莎·欧瑞卡来到瑞典后。她仍通过打量的书信，与她的母亲和哥哥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使她本身就成了一个文化的使者桥梁，把当时欧洲思想和文化更发达地区的文化风气带到了瑞典。
在“王后岛”，露维莎还请求建了一个王宫剧院，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剧院之一，与“王后岛”的王宫，“中同宫”一道，并称为“王后岛”的三大建筑，均被联合围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人类文化遗产”。
三、“中国宫”的艺术风格
一座位于遥远国度瑞典的“中国宫”，当然会吸引来访的中国游客的参观。但是，中国人参观后的反应却常常是，这并不像是中国建筑，而且并不能看出它与中国建筑的必然关系。其实，只有将之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埘当时建筑风格总貌，“中国宫”风格的特殊意义有所了解，才能了解这座宫殿的价值。
1753年7月，露维莎·欧瑞卡在给她的母亲索菲亚·多萝西亚(Sophia Dorothea)的信中，描述了她收到这件生口礼物的情景：
我突然惊讶地看见了一个真正的仙境，按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建成了一个我从未见过有如此美丽的中国宫。卫士们都穿着中国服装，两个陛下的随从官员装扮成中国武官。卫士们在做着中国兵操。我的长子(即后来的古斯塔夫三世国王)站在中国官门口，穿着中国王子的服装，旁边是穿着中国文职官员服装的侍从们。王太子向我读了一首诗，并递给我一串钥匙。如果说从外面看使人惊讶的话，进入宫室以后，也同样使人惊奇。……正厅是以一种极其高雅的印度风格布置的，在厅的四个角落，放着四个巨大的瓷花瓶。在其它的屋子里，有着古老的日本漆器柜子，覆盖着印度布料的沙发，所有这些都精美极了。里面有一间卧室，床和四壁都蒙上了印度布料，装饰有最精美的瓷器：宝塔、花瓶和鸟。一个日本漆器抽屉柜中放着各种新奇的东西，其中有中国刺绣。在两翼的侧室放上桌子，一边是德累斯顿式的，一边是中国式的。在我欣赏了这一切以后，陛下传令开始表演中国芭蕾舞……
这里所写的是发生在1753年7月24日这一天的事。一座“中国宫”使33岁的王后欣喜若狂。什么是中国兵操?什么是中国芭蕾舞?这些都是使人费解的。还有，这座中国宫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后来的学者们根据各种材料考证出，这是一个“带有两翼的小质建筑，漆着摹仿编织物的红底绿格子花纹。一些橡树果和小铃销从屋顶上垂挂下来的建筑”。下面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宫”，足在露维莎·欧瑞卡对那座为她的生日而临时建的木制宫殿表示极度喜爱之后，才重建的一个永久性建筑。它经过多年的筹划，又经历了上面所说的1756年的政治风波，最后由卡尔·弗里德里克·阿德克兰兹(Carl Fredrik Adelcrantz)设计，于1763至1769年间完成。也就是说，从她当上王后(1751年)到她的丈夫去世(1771年)这20年间，“中国宫”的建设一直是她王后生涯中的一件重要的事。
从上面的两幅图可以看出，除了屋顶稍大一些以外，这座建筑并没有明显的中国建筑的特征。甚至可以说，这座建筑有一点蒙古建筑的影响。其实，对于露维莎·欧瑞卡或其他瑞典王室成员及贵族来说，是否是严格的中国风格也并不重要。他们需要一种变异，其中寄托着一种他们对远方的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于他们来说，这代表着一种高雅的趣味，一种露维莎在信中所说的“真正的仙境”。
他们的做法是，在欧洲建筑的基础上，揉进一些东方的因素。对于这种风格，艺术史家们给予了一个名称：chinoiserie，中文泽为“中国风”、“华风”或“华夏风”。当然，所谓的chinoiserie并不是一种统一的风格，而是形形色色的欧洲风格与东方因素混合的统称。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当时，直接看到中国建筑的人非常少，欧洲的“华风”建筑的主要图像依据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从巾国和日本进口的瓷器和漆器上的图画。这些瓷器和漆器上图画由于特定的质料和形态的原因，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中同建筑的形态。欧洲人以这种图像为蓝本建造建筑，自然会与原来的巾国艺术相差很远。
事实还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纯正的中国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欧洲人的追求。建筑师们所想要达到的只是一种对欧洲古典主义建筑的变异，打破原有建筑中的清规戒律，形成一种新奇的、异域的情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可以自由地把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甚至波斯的艺术特征揉人到他们的艺术之中。中国人常常喜欢据其名而质其实，希望在那里看到一个纯粹的中国建筑，当看到它不像中国的建筑时就感到失望。其实，当时的瑞典人，和当时的欧洲人一样，是在“巾国”的总名称下，建构一个他们想象的东方。这与他们把与东方做生意的公司都称为东印度公司，而并不限于只与印度做生意的情况类似。
四、“中国宫”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艺术趣味
在建筑“王后岛”的“中国宫”前后，欧洲许多其它国家也在建筑类似的宫殿。在这些宫殿中，对“王后岛”的“中国宫”影响最大的，首先应该是波茨坦Sans－Souei(无忧宫)的“中国茶屋”(1754－1757)。这是露维莎的哥哥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宫殿，建筑的时间略晚于作为露维莎生日礼物的那座木质的“中国宫”，而早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国宫”。看来兄妹间在竞赛对这一时尚的追求。
这个建筑中吸收了中国宝塔的一些形态特点，但下面的廊柱，则显然是从希腊古典式建筑脱胎而来，只是廊柱两侧和窗户间的雕像穿的是中国服装而已。更为奇特的一个打着伞的人像竟然坐在了塔的顶尖上，这在中国建筑似乎从未出现过。它与瑞典的“中国宫”一样，显示出了把中国建筑因素揉合到西方建筑中去的特征。
有关“中国宫”的建筑风格，人们常提到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钱伯斯的父母是苏格兰人，生于瑞典。他在16岁时就加入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在公司里一干就是九年，据说在公司的船队中担任过商务总监。由于天生的对建筑的爱好，他在随公司的船队到中国时，曾作过许多中国建筑的素捕。他离开瑞典后于1749年开始接受系统的建筑教育，先是在巴黎布隆代尔(Blondel，1705－1774)门下，后从1750到1755年在意大利学习。1757年，他回到英国，受到英国王室的宠爱，并于1770年被授予骑士的称号。由于他与瑞典的联系，有人推测，1753年的“中国宫”就是由钱伯斯设计的，但持此说者未能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从时间上来看，当时钱伯斯还仅仅是一个在意大利学习建筑的学生，不可能回瑞典去建此宫。而且，从他当时的资历看，也不够担此重任。但是，他的著作《中国建筑、家具和服装等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ete，1757)对瑞典人在1763到1769年建筑
钱伯斯的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建筑物的主体设计上。从建筑外形上看，“中国宫”只是多种建筑风格元素的一种融合，虽然看上去与波茨坦的“中国茶屋”外形不一样，但设计思想是一致的。从建筑史上说，应从属于罗可可风格。由于钱伯斯曾多次到达中国，他则主张更严格地学习中国建筑的风格，同时，他的风格在建筑史从属于新古典主义，这从他为英国王室设计的一些建筑中可以看出。但是，宫殿外的花园和宫殿内部分房间的陈设和墙壁上的图画等，则明显可以看出钱伯斯著作的影响。例如，在宫内的红屋(RiSda tlummet)，就是按钱伯斯书中所提示的方式布置的。屋内有中国18世纪中叶生产的漆器屏风，日本产的漆器柜子，中国的泥人。另一个被称为黄屋(Gula Rummets)，也放着画有中国广州市的漆器屏风。钱伯斯的书成了对宫内许多房间中家具和各种装饰物的选用和摆放方式的重要依据。
今天，“中国宫”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更成了去瑞典参观游览的中国人的必访之地，成了我们探讨中国与瑞典文化艺术交流史的一件难得的实物。它是一个时代瑞典人对东方向往的例证，对我们研究中国与欧洲艺术风格相互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素材。我们在看这个宫殿时，必须克服一种像不像中永久性“中国宫”的确产生过影响。国的心态，将之放到历史和艺术史的语境中，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价值。
(责任编辑：贾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