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同在
时间：2022-11-13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梁思成的书房中，有一副任公先生手书的李白、杜甫诗句的集联：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这是任公先生对儿子的期盼，也是遗训。他望儿子在做人方面要清清白白，如出水芙蓉般的纯洁坦荡，对事业如白鸥冲破万里波涛般的勇猛直前，不顾及个人得失。我曾久久地沉浸在这两旬遗训中。
梁思成走了近40年了，有人问我：“你对他的‘建筑，懂得多少?”是啊，对他的建筑我什么都不懂。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和学社的同仁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寻找我国仅存的一些古建筑，对它们进行调查测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是老一辈古建筑工作者艰苦创业的时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悲痛的时代，这个失去理性的时代，它已经成为历史被翻过去了。但是多少年轻人对它还是一无所知。那时候有一句名言：“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多么惊心动魄!
我看清了人们，也认识了自己，但是更令我感到幸福的是我看到了梁思成的灵魂，看到了我所从未认识到的他那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严肃与理性。不管当时群众用什么语言来谩骂、来批斗，他都没有动怒。他用来衡量自己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他身上有股顽强、内在的精神力量，我被他那种诚恳、那种灵魂的坦荡所感动。那个时候来向他做外调的人越来越多，不管过去与对方有什么恩怨，他都是如实地反映情况。实事求是，这是他坚守的原则。
我想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他人品中的善良与正直。他做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20世纪50年代初，“梁陈方案”被否定了，“民族形式”被批判了。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保护北京的总体环境，他和当时的领导人争论得不可开交。我在他身上看到“万里谁能驯”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后来渐渐看不到了。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后来我从他的笔记中找到了。
自1949年至1966年，他记了近70本笔记，内容主要是记录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报告内容绝大多数都是讲述从1949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成果。这种日积月累的长期的教育，使他感受到祖国正蒸蒸日上，越来越富强。祖国的富强与壮大，正是他前半生所梦寐以求的。这一个接一个的报告，使他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使他认为共产党就代表祖国。但是从他从事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又心存诸多困惑。尽管如此，他对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失去信心。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思想被全盘否定，就等于宣判他的死刑。他苦苦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挣扎着，最后他发出了“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哀叹。他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失去了改造思想的希望，失去了欢乐。
1972年，梁思成去世，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过。我认为，他的那些古建调查报告，是我们继续研究古建筑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我给邓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邓副总理很快将我的信批给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成立了，我有幸参加了梁文集、梁全集的编辑工作，开始了对梁思成学术思想的全面深入的学习。
2009年，中国科学院准备为我国20世纪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出一套小传，每位传主只限12000字。这个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为科学家写传，我可连想都没想过，何况要浓缩在12000字内。我不能泛泛地谈他是个建筑学家，这谁都知道。也不能泛泛地说他办了两个建筑系……我必须回答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建筑史学家的，他是什么时候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他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建筑教育思想有什么特点?他为什么能成为古建保护的先驱?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又第三次通读了他的著作，我又走进他的世界与他同在。
当梁思成第一次调查独乐寺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独乐寺的一些构造做法与明清建筑不同。在调查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及摩尼殿时，两殿的构造再次引起他极大的注意。据日本学者考证，转轮藏殿是明清建筑，但是梁思成在对转轮藏殿构造做法与宋《营造法式》里的记述做了详细的研究比较后，认为转轮藏殿肯定早于元代。后经过考证，果然是辽代建筑。摩尼殿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梁思成从摩尼殿四面出抱厦的做法肯定它是宋代建筑。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呢，这与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时代的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等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艺术作品中包含着各时代的信息。所以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
这次我再读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时，看到了他治学的内在精神，他严谨及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他把独乐寺、广济寺、隆兴寺及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这批宋辽时期的建筑，从整体到细部反复地做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当时佛光寺大殿尚未发现，他只能借鉴敦煌壁画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等古建来了解唐代古建的做法。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经过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他又从散落在个别石窟中的斗拱、阑额、柱、栏杆、踏步、藻井等零星构件中得出了“中国建筑在两千年前已形成了结构上的独立，并一直保持下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特点”的观点。为什么梁思成能这么快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对西方建筑史下过工夫，所以能对东西方的建筑体系格外敏感。我认为在上世纪30年代初通过对古建、石窟的调查，他基本理清了我国建筑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脉络。但他没有急于成书，他还要通过更多的古建调查来验证他的推断。
1937年，他们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又对西南地区的古建做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了四川的汉阙及大量的唐宋摩崖雕刻，更填补了唐代建筑实物之不足。梁思成也由此证实了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观点。
1942，他开始动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及《营造法式注释》。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会成为《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撰稿人，因为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有学贯中西博览古今的才学，再加上他个人的智慧。
这时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的形象，才实实在在而真切地矗立在我的面前。
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他没有照搬美国的教学大纲，而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从对建筑科学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及建筑科学发展方向的把握，对传统建筑教育的课程做了全面的取合、增设。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明显超越于大多数同辈建筑家。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对古建保护乃至对全人类的宝贵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们称他是古建筑专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我认为他还是一个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梁思成曾经说：“我所唯一可以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他做到了。他把毕生的精力、才华、智慧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没有想到，对他的认识，对我最亲近的人的认识竟长达几十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