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

人民大会堂在不到一年期间，神话般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信服、敬佩和赞美，人们惊叹着这人间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有着智慧的结晶与付出的汗水……

在东经116°23′17″、北纬39°54′27″的地方，有一个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这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有一座宏伟巍峨的建筑，这就是人民大会堂。与中华人民共和國命运相关的无数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而它的建造过程也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马祥林向《小康》记者讲述了他对人民大会堂的历史追踪。

全国总动员5天之内出方案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大楼。

外墙贴着浅黄色瓷砖的大楼，在夏末秋初的阳光中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这座大楼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要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在北京玉渊潭附近，修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国家宾馆，作为国宾的下榻之处。

马祥林说：“这就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的最初由来。当然，‘十大建筑’建成之后，也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工业展览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

在这次会上，万里副市长还传达了邓小平总书记关于修建中要贯彻“少而精”“质量要高、艺术要好”的指示。

此时，距离国庆10周年的时间仅剩一年多一点。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北京市建工局和市政工程局，加紧了准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和组织施工队伍的工作，力争在1958年10月份破土动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按要求建起如此庞大的建筑，困难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筑设计，这是一项复杂而又烦琐的工作。马祥林说：“怎么办？当时只有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发动和动员所有设计人员，大家献计献策，才能尽早解决设计方案的问题。”

于是，决定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发出征求意见的电报，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北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万里副市长传达完“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通知的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沈勃和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两人就草拟了邀请各地专家的名单，上报给北京市委。经万里批示之后，求援电报的电波从空中飞向17个省、市的建筑学家。

9月8日，万里副市长火急火燎地赶到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为国庆十大建筑作动员报告。主席台下是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领导们，黑压压地坐满了一屋子，有1000多人。

“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明年要大规模地庆祝建国10周年、展览我国各方而成就的决定。届时将邀请数千外宾和华侨来参加国庆活动，需要建设万人大会堂和五千人的大宴会厅以及居住的宾馆等重点工程。” 万里说话一向喜欢干脆利索，直奔主题。

万里环顾四周，接着说道：“因为时间紧迫，只能边设计边施工，要求在座诸位一齐动手，拿出最好的方案来！” 万里结束了动员报告后，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建筑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配合协调。沈勃拿出了北京市建筑设计单位连夜赶制出来的关于“十大工程”的第一批图纸，分发给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图纸上标出了各项工程的规划位置，以及有关设计的简要资料。这些图纸仅仅是第一批，距离最终成型应该说还远远不够。动员大会之后，北京市的各个设计单位立即组织本单位的技术人员进行方案设计。

马祥林解释道，可是搞如此大兵团的作战，除了发扬“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团结协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北京市这边展开动员的时候，发往17个省、市的“邀请电报”，从首都雪片似的飞往各省、市党政领导的案头。从9月8日起到10日晚间，各地被邀请的建筑专家，陆陆续续来到北京。

“现在看来，此次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建筑设计精英的一次大聚会。” 马祥林笑着说，他们中有很多人当时就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泰斗，有的后来成为了名扬海内外的专家。其中有来自南京的杨廷宝，他是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江一麟，他是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来自上海的有三位，分别是赵琛、陈植、金经昌;来自湖北的三位是鲍鼎、殷海云、王秉枕;来自广东的三位是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以及来自辽宁的毛锌尧，来自吉林的郑炳文，来自浙江的陈曾植，来自河北的徐中和邬天柱，来自陕西的洪青，来自甘肃的杨耀，来自北京的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还有张开济、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等。

原来只邀请20多位专家，而实际上到了30多人，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由于事起仓促不少专家接到通知后，连来北京做什么具体工作都不大了解。江苏来的杨廷宝和江一麟两位设计大师，就是江苏省副省长于9月9日晚上亲自找来谈话，并代为买好10日早晨的飞机票，送他们上飞机的。

9月10日专家到齐的当天晚上，冯佩之和沈勃就赶到和平宾馆。他们来不及与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同行寒暄，马上进入角色。 等听完了详细情况的有关介绍，大家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冯、沈二人的要求，是要在5天之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鉴于大家离开家时一定很匆忙，北京方面想得十分周到，早已经派车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搬来了画板、画架和其他绘图用具，专程送到了专家们的住所。

专家们对自己将要承担的任务十分感兴趣，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有些专家当天晚上就铺开纸笔行动起来，开始了方案设计工作。马祥林表示：“在世界建筑史上，对重点工程建筑方案，通常都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就连苏联的列宁墓都是如此。参加竞标的人，一般都互相保密，主要是怕有剽窃的行为。但设计人民大会堂等国庆十大建筑，却打破常规，采用的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方式，把专家们集中到一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周总理：“大会堂的寿命不能少于350年”

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当初，召集各方专家来的时候只说是要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有的建筑师半开玩笑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10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10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局，也加入到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之中。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经过步测后，觉得7万平方米不够宏伟，于是提出规划局的设计要突破限制。

赵冬日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者，也因此得到了刘仁的信任。赵冬日和同事们研究出了新的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3个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則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这是一个气势恢宏的设计，然而支撑这个方案的是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方案能不能通过，谁心里都没底。

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据说，总理之所以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设计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但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然而，还是有一些参加设计的建筑师对这个中选方案提出了不同意见。建筑学家戴念慈认为这个方案设计空间过大，28个厅太多，没有实用价值，平日多数也是闲置。梁思成也认为：把开间、层高、门、窗户等简单地放大，会让人进去时感到自己变得非常矮小。

面对质疑，周总理特意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解决争议。会上，周总理提出了人民大会堂建筑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垮不了;另一个是好看不好看，而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

突击队“土办法”办大事

如同著名的战役造就著名的战将一般，修筑人民大会堂工程，也造就了一批敢想敢干的青年干部，他们的名字不仅和人民大会堂一起，留在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而且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很高的领导岗位。大会堂工程任务展开之后，全国建筑行业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陆续汇集到人民大会堂工地。最先来到工地的是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紧随其后的是全国闻名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突击队”，等等。

张百发的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成名比较早，早在1955年初，他就作为青年突击队的骨干，在全北京市的建筑业模范大会上介绍了经验。此次张百发率领着自己的伙伴，主要是给人民大会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工程绑扎钢筋。这个办公楼比起大礼堂和宴会厅来，动工算比较晚的，工期自然就显得紧张。

在挖掘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地基的时候，偏偏就挖出了辽、金时期的古河道，基础深达9米，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指挥部给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和另一个钢筋工队一起，务必完成在16天内绑扎完680吨基础钢筋的任务。

张百发与战友们经过仔细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分三段流水作业，日夜轮换，争分夺秒。针对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提出了“技工1人带10人”的口号，全队300多人奋战了9个昼夜，就完成了原定16天完成的任务，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基础工程赶上了整个人大会堂的施工进度。

当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张百发的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和木工组商定，决定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挤在木工活的间歇中干完。

“我们把这叫‘留困难，送方便’。”多少年之后，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张百发谈及此事，还是津津乐道。

张百发他们创造的工艺流程，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原计划5天绑一层钢筋，结果只用3天就完成了。大会堂总指挥部非常欣赏他们的做法，在工地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开展了“学百发、超百发”的竞赛活动。

木工组当然也不示弱。大会堂铺设的是木地板，工作量很大，“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接受了这项任务。

木工队长李瑞环只有4年的初小文化程度，然而他勤奋好学，又经过了几年苦学，掌握了几何学等在建筑上最常用的基础科学知识。更难得的是，他学以致用，把学到的几何学原理，巧妙地应用在建筑实践上去，创造出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有了这些计算表和“土公式”，再复杂的木工活，也变得简单化了。

过去铺木制地板，采用手工的方式，刨平地板的工作量很大，强度也很高，一天下来木工师傅往往累得直不起腰来。李瑞环和伙伴们想尽了办法，研制成功了“推车式地板刨”，工作原理跟现在的机器除草车差不多，从此工人们刨地板的时候，再也不用爬着或跪着干活，既改善了劳动条件，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那是一个工人阶级敢想敢干的年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拼花地板，原定需要45天的工期，可李瑞环率领他的木工青年突击队，仅用了8天半的时间，就铺完了宴会厅的木地板。

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工地的木工活中，最费事的也许就是“放大样”这道工序了。

“放大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

这就是从前在建筑业木工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多少年来，木工们一直是沿袭着这条老传统，先放大样，然后再施工。放大样一直被视为复杂、神秘的事情，只有木工“老把式”才能胜任。

放大样即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将图纸上的小样等比例放大，绘制到一张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上，再依葫芦画瓢干活。

按这种方法，主要是防止安装时出现偏差，大样如果放得尺寸不对，就对不上茬。即使是一个普通民居屋架，通常需要花费一天乃至几天的工夫，不仅要占用大量木料，而且非得有经验的老师傅亲自出马不可。

在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时候，由于工期短、要求复杂，按照常规放大样，往往会耽误时间。

“难道就不能找出一种科学的方法，来代替放大样这种笨法子吗？”李瑞环早就动起了改进放大样的脑筋，此时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李瑞环不等不靠，积极行动起来，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到处搜集有关木工的技术书籍，李瑞环先后自学了高小课程，又考入北京业余建设学院中技班，学习了代数和几何。

经过他的奇思妙想，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铺的地板，也利用了几何原理：利用几何学中的商高定理，量出已知的每块地板的长度，就可以求出每块地板间的距离，由此也就能算出按图纸要求的人字形地板所占的面积。

随后，李瑞环又利用平行线定理，找出了一种十分简便的划线的办法。就這样，他们这支木工青年突击队仅用了8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原定45天的任务，也为李瑞环的队伍赢得了“铺地板专家”的美誉。

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上，也有一些令人骄傲之处。如笼式避雷网给大会堂罩上了一个巨大的罩子，使其免受雷击之灾，此项设计比国外同行提前了18年。

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十周年时，曾经这样评价：“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

用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国庆十大工程，主要是生产精神的工厂，用它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鼓舞和动员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人民大会堂在不到一年期间，神话般地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信服、敬佩和赞美，人们惊叹这人间奇迹。马祥林表示：“但也仍有少数怀有敌意的人抱着偏见，轻视甚至不相信这样成就，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当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他就迫不及待地与驻北京苏联大使馆联系，询问是否属实，当听到使馆人员答复“我们都是亲眼目睹工程天天节节上升，拔地而起，现在已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了”时，他仍然半信半疑，不以为然，第二年他来北京访问，亲临现场之后，在事实面前才哑口无言了。

有关人民大会堂的内容，被收进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六册第10课中，题目叫《参观人民大会堂》。

这篇文章出自作家冰心之手，最先发表在《北京晚报》上，这是参观人民大会堂的首篇观感，原名为《走进人民大会堂》。

冰心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完工，她是从西门进去的。过去，冰心也从天安门前走过，看到冰里、雪里、风里、雨里，有许多工人在那里进行平地、搭脚手架、搬运材料等紧张劳动，十分感慨;这次走进参观之后，才体会到它的壮美。

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里，负责接待她的人作了简短介绍：什么时候设计，什么时候施工，得到多少地区和单位的支援，出了多少模范人物，介绍中不乏建筑方面的术语。

冰心一走出人民大会堂，这篇文章的轮廓就有了，文章写好之后只是改了几个字，就用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做题目。

“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虔敬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但是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壮阔无边。

……

这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得到解放和发展，还不过十年。这种童话般的楼台，在眼前的北京，已不止十座八座。

试想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更有无限量的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该是怎样的一个美丽庄严的世界！

朋友，让我们把自己的一滴水，投进这浩荡无边的力量和智慧的海洋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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