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精英政治
时间：2022-11-06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这篇文章分成了七个部分来论述，首先提出问题，即古代中国选拔政治文化精英为什么需要一种限制结构以及在古代中国建立的，为什么说，有何根据称其为是一种有关精英政治的宪制。随后阐释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政治精英的需求产生了选拔政治精英的需要，而在選拔方式上，对如何建立起有效选拔人才的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作了说明。进而说明人才选拔的目的即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最后，苏力教授还论述了为了保证上层统治者对于全社会各个民意的充分了解，在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框架内，人性化地对各个地区确定一定数量的录取比例，保证每个地区的人民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从而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
中国古代社会自夏商周依然血缘分封天下，采世卿世禄制伟其本质政治制度管理国家的状况。由于分封后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各国为增强其自身实力产生了对于政治精英的广大需求市场。依血缘关系而建立的世袭政治逐渐被精英政治所取代。虽然自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束带经营的现象，但这种现象的产生不再是血缘继承的结果，而是由于遗传、家教、书籍的拥有以及早早参与高层政治活动的便利。注重个人才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共识，但是对于才能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对于人才的认定主要是采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只要能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鸡鸣狗盗之类技能在特定时刻也会进入当权者的视野并获得的重视。由于政治竞争产生的对人才的需要不仅催生了经营政治的共识，并且打破了精英的地域归属感，各诸侯国公开招募人才以及大量精英在各国应聘。上述现象都意味着有个诸侯国构成的整个中国天下，由上到下都拒绝了“世卿世禄制”，都接受了精英政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共识。
由于产生了对于政治精英的市场需求，从而需要对何为政治精英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且提出如何来选拔在此定义之下的政治精英的问题。这一部分苏力教授首先纠正了由韩愈所引出的关于影响政治精英的选拔的决定性因素，根据韩愈的观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认为选拔精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或者当权者自身，其需要独具慧眼，唯才是举，发现人才。但苏力教授提出，上述对于统治者自身的伦理要求大概是每一位希望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政治家都科以做到的，是非常平常的。而影响政治精英选拔的关键因素是信息问题，何处发现人才，获得人才的有用有关线索，又如何实验人才，以及何以判断此人比他人更优秀，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建立统一有效的信息采集和比较制度，改变大国内信息分散分散下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全面或准确的测度标准，才可以有效测定。文章在这一部分还论述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既然要选择的是政治精英，参与的是军国大事，这就意味着在选拔时不仅要关心精英的智力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的政治认同和忠诚问题，既要在不同于古代社会其他地域的独立城邦的中国这样的疆域辽阔的大国，是政治精英建立一种对于全社会的政治忠诚，自秦汉统一中国后，各诸侯国对于人才的竞争转变为了大一统国家对于精英人才的需要，如何让来自各地方社区的经营懂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公，何为国家，何为天下，何为大局，在这些关系到家国利益的问题上必须使精英人才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观点。这需要有特别的政治文化规则和相应的制度设计。
针对上述问题，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在人才选拔上，中央政府开始系统并长期的制度化努力由汉代推举制到三国时期的察举制，最终在隋朝重建统一国家后，废除察举，设立进士科取士，开启了之后持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而之所以在隋朝可以形成全国范围内标准较为统一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除了之前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在人才选拔问题上所做的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努力，文章中还提到了另一关键因素是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儒家学派的观点因其符合农耕社区自身必须的社会控制和内部秩序，并且其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规范也可以有效的沟通家庭和国家，所以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而这种来自官方的确认实际上是设定了国家选拔政治精英的初步标准，统一国家考试内容，引导社会的努力投资，正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渗透，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流传于各个阶层，传播到全国各地，这就为创设一个完全以文字惊醒的，不依赖其他社会利益集团，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标准化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变顺应而生。
通读苏力老师的这篇文章，不仅从纵向的 脉络上把握了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精英选拔制度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宪制问题的作用，本人认为苏力老师的很多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有借鉴意义。首先，纵观历史，从秦汉由统治者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选拔精英的制度性设计，直至隋唐时期正式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后延续至明清时期。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来说，通过国家统一制定标准的科举考试是实现其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的最有效方式，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设定统一标准的考试是为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国家的治理选拔人才，那么通过考试除了需要检测个人是否具备一定的智力水平外，另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所选拔对象是否存有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符合社会主流利益的统一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可以进行培养的。在现代中国社会，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也许是在社会中获得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的敲门砖，高考以及一系列国家制定的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考试制度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虽然今天的中国并不在像古代需要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但是全社会仍应保持一种主流价值观，形成全体社会人的共同信仰，形成一种精神凝聚力推动社会的整体前进。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土之上，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所依靠的最有力的的途径便是教育。国家强制性规定中国公民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目的，除了教会公民基本的知识外，更是通过全国性的普及教育传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整个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思想潜移默化的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若使教育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则必须在教育内容，考试标准等制度上体现出对于思想教育的重视，例如山东省教育厅发布全省教育系统开展法制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将在中考中增加法治内容，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素养和法治实践纳入学生考核评价中，确保在小学生都能得到基本法治知识教育。从这项规定中也可以体会出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深。在这种统一标准的考试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甚相同，再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不统一等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使得各地学生所能接受的教育水平并不相同，这就要将教育以及考试的目的同现代社会治理相联系。我国现在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个个层级的人大代表实际上起到了联系基层群众与国家的作用，是在群众和国家之间建立的信息桥梁，故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应有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自己发声的代表，而这种代表的选举若要仅仅依据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则很难做到其所代表阶层和群体的普遍化，故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中，除主要依据地域选举代表以外，对于各个少数民族、军人等群体都应有一定数量比例的代表，使得国家可以从全方面了解各个阶层的心声，把握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需求，这也是各种政策制定和社会有序治理的基础。
作者简介
李沛艺，女，山东省德州市，烟台大学，法律硕士，法制史方向。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