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创新呼唤着创立新的审美标准
时间：2022-11-03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的书法与绘画是姐妹艺术，盛唐伊始出现诗、书、画“三绝”，元明逐步走向书、画、诗、印“四全”。古代科举制的诗文、书法取仕导向，在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金石书画大师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当代书画作品的艺术水准似乎逐步呈现滑坡，大师级金石书画家后继乏人，几乎出现断档。书画艺术创新需要继承传统，需要师承前人、古人，但更需要大胆突破、超越，标新立异。
关键词：书画;三绝;四全;创新;现代水墨画
中国自古有“书画同源”之说。唐代书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总结道：“工画者多善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有一首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几乎同时也是大画家。如蔡邕、薛稷、王维、苏东坡、米芾、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等。古代中国的书画家，又大多擅长写诗，唐宋尤盛。唐玄宗李隆基观赏郑虔的诗、书、画卷之后，御笔题赞“郑虔三绝”。苏东坡在评价王维的作品时，称赞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宋画家郭熙在其画论《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唐宋时期的王维、郑虔、苏东坡、米芾等，堪称诗、书、画“三绝”的代表人物。元明以后，中国画坛诗、书、画“三绝”者更是人才辈出，并从“三绝”进而走向了书、画、诗、印“四全”。从隋唐至上世纪初的1905年，中国的科举制与书画艺术的繁荣，相伴了整整1300多年。唐宋以降，在中国的诗坛、书坛、画坛，可谓高手林立，群星灿烂。客观地说，科举制的诗文、书法取仕的导向，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金石书画大师的产生功不可没。通过对书法取仕导向的兴废和不断调整书画审美标准进行回眸与反思，或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书画艺术传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诗、书、画“三绝”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文字暨汉字起源于象形或图形，这种象形文字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同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就是汉字书法的美学特征。中国的汉字书法是记载和传承中华传統文化、中华古老文明的重要载体。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大成的书、画、诗、印，书法乃是最基元的东西，故人们常称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
中国的文字暨汉字书法的演进，从甲骨文、篆书（又分大篆、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行书、草书，历经了漫长的岁月。甲骨文属殷商时期的文字。大篆（金文、籀文）属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小篆即秦篆，是秦一统天下之后统一通行的文字。小篆在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不长，隶书在两汉时期兴起并走向完善。楷书、行书、草书，则从东汉经至三国到东晋，渐趋完善，这期间，中国的书法界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如崔瑗、杜操、张芝、蔡邕、刘德升、钟繇、许慎、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就最卓著者，当属东晋的王羲之。①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王羲之兼精诸体，尤擅行书，有“书圣”之美誉，而王献之则被称为“小圣”，且工诗、善画。二王时代则堪称中国书法的巅峰时代。
继王羲之、王献之时代之后，中国的书法迎来了第二个鼎盛时期——唐代。而它显然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自汉代实行文官制度，取仕便开始重视书法。中国的科举制始于隋炀帝杨广（公元605年），唐代日臻完善。科举制选拔官员，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稳定的取仕模式，而诗赋、书法乃是其取仕的重要标准。武则天时代，始开设殿试，她还亲临策问贡士。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科考内容改诗赋为经文，但书法取仕的传统一直未变。
在中国书画史上，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郑虔，宋代的文同、王诜、苏东坡、米芾、米友仁、赵孟坚，元代赵孟頫、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王冕等，堪称诗、书、画“三绝”。 其实，历史上，从魏晋至元末，博学多才的艺术家层出不穷。尤其是唐代，或能书善画，或能诗能书，或能诗会画，或达“三绝”。伴随着大批诗人的横空出世，书法家（有的兼画家、诗人）也脱颖而出，如欧阳询、虞世南、裴行俭、孙思邈、褚遂良、陆柬之、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徐浩、张旭、怀素、孙过庭、李邕、沈传师、冯承素、赵模、韩道政、韩择木、张从申、史惟则、蔡有邻、高闲、李阳冰、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吴道子、卢鸿一、梁令瓒、韩滉、司马承祯、贺知章、张九龄、裴耀卿、郑虔、王维、李白、薛涛、白居易、杜牧、贯休、王方庆、滕昌祐、张彦远等。而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以及一代女皇武则天，无不精于诗文，也精于书法，均可称得上书法家。②
有明以降，中国画坛，诗、书、画“三绝”者更是人才辈出，如明代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文彭、仇英、文嘉、徐渭（青藤）、董其昌、杨文骢、陈洪绶、邢侗、黄道周、王铎等，清代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龚贤、吴历、恽寿平、石涛（原济）、华嵒、郑板桥、钱沣、改琦、伊秉绶、何绍基、任伯年、虚谷等。元、明伊始，逐渐出现金石书画相映生辉。元代书画篆刻家、诗人王冕，首创用石材治印，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亦兼工篆刻，明代文彭、何震发扬光大，开创了文人治印并与书画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诗、书、画“三绝”，进而走向了书、画、诗、印“四全”。融书、画、诗、印于一炉，已成为中国画特有的一种艺术标志暨中国文人画家推崇的一种至上境界。③ 继元代的王冕、赵孟頫，明代的文彭、王宠、李流芳、归世昌、张风等之后，清代的傅山、八大山人（朱耷）、高凤翰、金农、汪士慎、沈凤、高翔、程邃、丁敬、张燕昌、董洵、蒋仁、邓石如、巴慰祖、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杨澥、吴熙载、钱松、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均是融书、画、诗、印于一炉的全才型艺术家。
古代中国科举制的诗文、书法取仕导向，在客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金石书画大师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时，中国的科举制被废除了，运行了1300多年历程的取仕机制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令当时清政府的决策者和中国的知识精英始料不及的是，废除科举制这项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推动了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它却在客观上导致了整体的书法水平的滑坡。中国的书法与绘画（水墨画）是姐妹艺术，中国水墨画水准的下滑也就在所难免。古体诗也遭至了同样的命运，古体诗水平的下降，其直接原因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自从中国的科举制被废除，一个世纪以来，国人的金石书画水平逐步下降，恐怕乃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