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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四自”思想的理论品格与实践价值

    时间:2022-11-02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博通范文网手机站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这一论述是对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蕴含了独特的理论品格,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从理论维度讲,党的“四自”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自觉性、自信性、创新性和概括性;从实践维度讲,“四自”不仅是我们党强化执政意识的关键、巩固执政基础的内在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党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法宝。

    [关键词]党的建设 ;“四自”思想;理论品格;实践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1-0012-09

    [作者简介]刘晓玲(1964-),女,湖南华容人,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访学学者,主要从事党的创新理论与党的建设研究;刘晓川(1988-),男,山东潍坊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党的“自我深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思想(以下简称“四自”思想)产生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四自”思想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维度讲,党的“四自”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自觉性、自信性、创新性和概括性;从实践的维度讲,“四自”不仅是我们党强化执政意识的关键、巩固执政基础的内在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党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法宝。

    一、党的“四自”思想的理论品格

    党的“四自”思想是我们党立足于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依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具体表现为自觉性、自信性、创新性和概括性。

    (一) 自觉性:关于党的自身建设思想的新认知

    “理论自觉”,是指社会主体能够自觉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并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以理论为指导,自觉消除理论“失觉”和理论“矮化”,从而使自身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从来不否认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党是由先进思想孕育催生、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其独有的理论自觉是她区别于其它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

    首先,党的“四自”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认识党建思想理论价值方面的自觉性。科学的思想理论不仅能够真实地体现现实,而且能够科学地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详细阐述过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方面的“自觉性”问题,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31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P312)的著名论断。毛泽东也指出,当我们要做某一件事情,但还没有科学的理论、方法时,那确定科学的理论、方法“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2](P326)。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和党建思想为武装,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立足于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鲜明地提出了党的“四自”思想,深刻体现了党在认识党建思想的理论价值方面的自觉性。

    其次,党的“四自”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建思想发展规律把握的深刻性。一个先进的政党,必定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必定是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的党。我们党要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回眸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科学把握和运用关于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通过不断总结新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党的“四自”思想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它既是对党的自身建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一与时俱进的表述,将党的建设重点进一步向“自我”这个最根本的视角聚焦,进一步将党的建设主线、主题、目标相融合,使党的建设思想实现了向更深层次地发展。

    最后,党的“四自”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积极发展党建思想的主动性。有没有积极、主动的理论担当,是判断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面临各方面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能力,这是我们党从理论上亟需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将不断增强“四自”能力作为新时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推进,更加积极地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建设趋势和经验对接,使党的建设目标更加具体、明晰。

    (二)自信性:政治上更加觉醒、坚定和成熟的重要体现

    自信,简单而言,就是指自己相信自己;执政党的自信,就是指某一执政党相信自己有能力担当起执政使命,完成执政任务。当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前所未有,但是,她面对这些风险和考验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科学把握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不断增强“四自”能力,这一党建思想的提出,彰显了我们党前所未有的政治自信,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觉醒、坚定和成熟。

    通过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一般而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执政党不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这些国家中,某一政党成为执政党后,随着执政时间的不断延续,它们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也会逐步暴露出来。但由于这些执政党不具有“四自”能力,无法从根本上应对和消除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它们没有能力长期进行执政实践。因此,必然导致其执政地位被其它政党所取代。

    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60多年的执政历史,面临的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前所未有。但是我们党没有选择放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没有选择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式来逃避和转移由于执政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带来的各种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而是鲜明地提出要不断增强“四自”能力,彰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信,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觉醒、坚定和成熟。一方面,我们党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不断改正自身错误、及时修补自身不足、改革和创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根据执政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自觉,她能够成功应对和战胜党内外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党深知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理,她能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科学把握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将党的建设重点进一步向“自我”这个最根本的内在因素聚焦,在今后的执政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三) 创新性:关于党的建设根本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经历了多次的理论升华。党的“四自”思想进一步回答了这一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相互交织的党内现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3](P60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思想。它的意义在于首次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概括和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紧密结合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执政使命,鲜明地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4](P39),开启了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国内政治风波等国内外挑战,对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行了认真科学地分析,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宗旨意识不断增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不断提高、“始终走在时代前列”[5](P13)、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锐意进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次理论升华不仅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的进一步突显,同时也是对这一问题做出的与时俱进的回答,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顺利地推向了21世纪。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五大建设”,并在党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理论命题。这些都从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关于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党的“四自”思想作为最新一次理论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逻辑上与以往几次一脉相承,它使我们党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理出了头绪,明确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应该从哪抓、抓什么、怎样抓的基本问题。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新常态,紧紧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和实效性这一基本要求,提出要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将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

    (四)概括性:对党的建设基本内容和路径的高度凝炼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短短十六个字,不仅是对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基本内容的科学概括,同时也是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基本路径的科学归纳。

    从党的建设基本内容的层面来看,党的“四自”思想包含了“五大建设”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内核。从思想建设的角度来看,党的“四自”思想要求我们党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组织建设的角度来看,党的“四自”思想要求我们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对软弱涣散的党组织进行及时整顿,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作风建设的角度来看,党的“四自”思想要求我们党要坚持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反对“四风”。从反腐倡廉建设的角度来看,党的“四自”思想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忧患感,坚持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相结合,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党的“四自”思想要求我们党要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不断提高制度体系的协调性、统一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四自”思想是对党的建设基本内容的高度凝炼。

    从党的建设基本路径的层面来看,党的“四自”思想是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基本路径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短短一句话,分别从“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能力”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我们党在新时期应该“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党建课题做了科学回答。首先,党的“四自”思想明确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主体——“自我”,即党自身。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其自身发展运动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党的建设,关键在党自身。因此,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强化自我意识,从党自身做起。其次,党的“四自”思想将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概括为“净化”“完善”“革新”“提高”,赋予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以长效性、动态性,突显了党的建设的重点,使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更加清晰。最后,党的“四自”思想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最终落脚在提升自身“能力”上,用概括性的词汇赋予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以更加丰富的内涵,这表明我们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路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二、党的“四自”思想的实践价值

    党建思想的实践价值在于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的满足。党的“四自”思想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这就是要保证党的执政安全,维护执政合法性,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执政意识的关键所在

    执政意识是指执政党“对于履行执政职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的思考,是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在党的组织和成员头脑中形成的固有的执政思维方式”[6](P93),具体包括宗旨意识、忧患意识、发展意识等。能否不断强化执政意识,是关系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自”能力是我们党不断强化宗旨意识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意识的核心内涵。但这种意识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既可能被强化,也可能被弱化,关键就在于我们党能否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做到了“四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就会随之增强;什么时候弱化了“四自”能力,宗旨意识就会随之减弱。因此,我们党只有不断增强“四自”能力,才能不断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

    “四自”能力是我们党不断强化忧患意识的关键。在很多人看来,忧患意识的强弱似乎与党的“四自”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四自”能力的提高是党的忧患意识得以强化的基础,忧患意识的不断提高是党的“四自”能力不断增强的内在表现。我们党如果不能做到“四自”,就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弱化,就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好逸恶劳等各种不良风气,随之而来的是忧患意识的丧失。因此,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就必须紧紧抓住“四自”这个关键。

    “四自”能力是我们党不断强化发展意识的关键。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发展意识。然而,提高发展意识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独立的能力,它需要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基础。我们党如果不能做到自我净化,在强化发展意识的过程中就会失去思想、作风、组织保障;如果不能做到自我完善,在强化发展意识的过程中就不能对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进行及时地弥补和修复;如果不能做到自我革新,在强化发展意识的过程中就不能及时地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如果不能做到自觉主动地提高理论水平、文化素养、执政能力,那强化发展意识就更无从谈起。

    (二)巩固执政基础的内在条件

    “党的执政基础,指的是党的执政地位赖以巩固的基本条件,主要是指靠谁执政、靠什么执政”[7](P54-55),“主要包括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等几个方面”[8](P144)。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基础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执政基础支撑着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强化执政基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条件。

    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由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构成的人民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由其阶级基础所决定的,而她的发展动力则源于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她能够不断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从而巩固执政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工人阶级党员占少数,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党员占多数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将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使党的建设始终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推进,不仅没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属性,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内在凝聚力和外在感召力,使党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壮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更为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新形势下,我国新兴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我们党承认这些阶层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为此,做出了把新兴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5](P41)的重大决定,同时强调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不断增强党性修养。这一重大决定本身就蕴含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在品质,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增强“四自”能力的高度自觉性决定了她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不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建立新制度、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以后,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更大发展。这些经济政策的与时俱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能够通过不断增强“四自”能力为巩固执政地位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反映。”[9](P12)文化能不能健康、快速发展,不仅影响到国家和民族兴亡,更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巩固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对于当今中国来讲,先进文化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共同构成了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不断增强“四自”能力的内在品质使我们党能够始终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断巩固执政的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了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高度自觉,而且把指导思想层面的中国先进文化推向了新高度。此外,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极地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提倡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又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要求文化工作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些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是我党对中国先进文化的高度概括和伟大创造。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0](P425),这一概括标志着我们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基本形成。随后,胡锦涛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指出:“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1](P30-31),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有了进一步完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弘扬和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先进文化,不断推动文化方面的改革,提出要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2],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一发展过程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不断巩固文化基础的历史进程。

    (三)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法宝

    执政风险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发生的可能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危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风险总是因执政地位的确立而出现,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客观的,世界上任何执政党都存在执政风险,但是在处理和应对执政风险方面,不同的执政党取得的最终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在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失去了政权;世纪之交,拥有3600万党员、从1971年开始曾连续6次赢得大选、执政时间超过30年的印尼专业集团和拥有1060万党员、执政时间长达71年之久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先后丧失政权。而拥有60多年执政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历经各种风险和挑战,不但没有丧失政权,反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执政地位不断巩固。造成这一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能够始终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是我们党化解执政风险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世情、国情、党情等方面都面临着重重风险和考验。针对这一时期随时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在外交方面,我们党积极调整外交政策,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要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此外,为了维护良好的国内秩序,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之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我们党在1950年和1951年分别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对各级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集中的整顿,对广大党员应该怎样学习党纲党章、怎样做一名优秀的党员进行了教育;坚决清除了混入党内的腐败、堕落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在整党期间,我们党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展了“三反”运动。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同其它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化解了国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极大地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效地化解了执政风险,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长达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停滞和崩溃的边缘,党自身存在问题逐渐突显,人民群众对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地反思和总结,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倡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力地化解了“文革”以后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有效地维护了党的领导,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六四”政治风波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党和国家的事业面临着严峻考验。对此,我们党紧紧抓住“自我”这个根本环节,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她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既不偏离基本原则又具灵活性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成功应对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我国建设、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成功应对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制裁,进一步使我们党成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发展、大繁荣、大变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世界发展的新特点,立足本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着眼于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条主线。正是由于及时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才沉着而坚定地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化解了各种风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我们党紧紧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党性教育这个核心、道德建设这个基础,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为主阵地,通过中心组学习、教育培训、专题研讨等多种方式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着力培育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央领导同志带头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各级党政机关陆续出台细化八项规定的具体措施;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反对腐败;积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继出台了有关规章制度。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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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朱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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