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云南会计史料研究
时间：2022-10-30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少数民族会计史是由云南财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财会博物馆陈红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从2010年开始的探索性研究领域，以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两个范畴对会计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采用会计学和历史学交叉学科研究视角，系统性分析了少数民族会计的发展与变迁历程，丰富了会计史研究的内容体系，揭示了少数民族会计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为民族地区会计发展、会计实践和会计教育提供新的支点。该系列论文将在本刊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摘要】云南会计史研究是云南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云南历史和中国会计史研究现有成果史料体系来看，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云南会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原始计量记录、管理职能确立和会计制度建设等三个不同阶段，其中原始社会阶段基本符合原始计量记录的发展路径和规律，先秦时期与中原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而秦汉时期逐步与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体系对接，建立了规范的会计制度。
【关键词】原始社会;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云南会计史;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9）10-0160-7
传统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体例包括编年体例、纪事本末体例、主体叙述体例等形式，方法上主要采用史料学、考据学等定性研究方法，偶尔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作为定性分析方法的辅助。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可见，史料的扩充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从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史料的可靠性，要探讨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从收集史料、掌握史料、分析史料入手，对史料进行比较甄别，再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剖析和抽象，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研究。因此，史料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才能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这是众多历史研究领域的一般性规律。
由于云南省历史环境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作为中国会计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云南会计史的史料体系和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边疆民族特征，是少数民族会计史的重要研究范围。作为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云南地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保留了众多文物史料。近代以来，在云南历史、云南民族历史、云南经济历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众多研究成果，产生了《云南通史》《云南民族通史》《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等系统性研究云南区域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云南会计史以云南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会计行为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包括在生产生活、发展经济过程中运用的计量记录工具与方法、财产物资管理方法、民族政权管理中建立的财计体系以及经济组织运营中运用的会计管理与会计方法等内容，是云南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借鉴现有史料研究成果，按照云南地区历史发展的特征进行历史划分，分析和梳理了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云南会计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并对史料进行了符合性删选和整理分析，为进一步开展云南会计史研究奠定基础。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云南会计史料
从整个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原始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落后的计数方法总是伴随着落后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生產和落后的文化”[2]。随着历史的发展，落后的文化形态逐步被其他较为先进的文化形态所取代，留存至今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是比较少的，只能从原始社会时期的远古人群遗址和氏族遗址的考古发现来寻找该时期原始会计思想和行为的蛛丝马迹。此外，由于云南省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呈现出较大差异，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层次大为不同，甚至存在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直到近代时期，这些民族依然保留着众多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形态，为研究原始社会时期云南经济历史发展和会计思想行为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一）旧石器时代云南远古人群遗址的考古发现
“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水平是衡量原始会计行为产生的基本前提条件”[3]，在蒙昧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还无法得到保障，原始会计行为不可能发生，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取火方法的应用，生产水平才得以提高，有了一定的剩余生产物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保障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还出现了储备物，从而产生了最早的计量、记录观念和行为[3]。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和开远腊玛古猿是猿向猿人的过渡阶段形态，元谋人是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典型代表，以上两阶段均不具备原始会计行为产生的条件。而1960年在丽江漾弓木家桥发现的“丽江人”遗址中，出土的伴生物有鹿、牛、犀牛等动物化石和穿孔角器一件，其地址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4]，具备计量、记录观念和行为的产生条件，这点在伴生物化石的摆放规律及穿孔角器的简单磨琢与刻记痕迹上得到了验证。此外，云南西畴人遗址、江川县甘棠箐文化遗址、保山塘子沟文化遗址、富源大河遗址、沧源硝洞遗址以及在路南、呈贡、马关等地区的远古人群考古发现都是该时期计量、记录观念产生的重要史料支撑。
（二）新石器时代云南氏族遗址的考古发现
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氏族社会，各成员集体劳作、共同生活、平均分配，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阶段。在此历史时期，生产资料和食物的分配是该时期氏族社会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很多氏族的食物分配存在一个汇总记录再进行分配的过程。管理生产和交换活动、安排和管理部落成员的生活促使人类原始会计行为与方法的产生。新石器时代的云南氏族遗址具有普遍性特征，迄今为止在全省1/3以上的县市发现了10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或零星采集点[5]，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全省范围内的5大核心区域，包括：环滇池区域的江川光坟头、江川太平地、江川螺蛳山、禄丰金山茅草洼、宣威尖角洞、安宁王家滩和通海海东等遗址;金沙江流域的鲁甸马厂、昭通闸心场、鲁甸野石、永仁菜园子和元谋大墩子等遗址;环洱海区域的大理马龙、宾川白羊、昌宁营盘山和保山蒋台寺等遗址;澜沧江流域的景洪曼蚌囡、云县忙怀、澜沧大凹子、维西戈登、龙陵大花石、勐腊大树脚、孟连老鹰山和双江红后山等遗址;红河流域的麻栗坡小河洞、新平漠沙、元江它克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物物交换，主要为食物、工具和手工制品的交换，并伴随着财产积累与传承，从而出现了刻符计量与记录、绘图计量与记录的会计行为与方法[3]。而云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对于研究该时期云南氏族会计思想与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