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探寻

早就耳闻俄罗斯两位功勋院士B.И.维佳平和Γ.Π.茹拉夫列娃主编了一本颇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但苦于没有中译本，遍寻不得。终于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张仁德、李元亨教授等人的不懈努力下，这部长达七十九万字的理论经济学中译本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教材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俄罗斯转轨十五年来我国翻译的第一部、至今也是唯一的一部俄罗斯理论经济学教科书，该书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为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和方向的学生使用的教材。

这部教材试图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一次理论上的“新综合”。我们知道，在理论渊源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一语，只是到了马克思时代，经济学才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又称“政治经济学”）；另一个分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我国又称“西方经济学”）。俄罗斯的这部教材取名为《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有其用意的。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指广义的“经济学”。教材认为，从经济学历史演变来看，经济学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而“‘经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这些术语的演化取决于历史的原因，但是，就其本质来说，这只是同一种经常发展变化的科学的名称而已，是这种科学研究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11页，以下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但教材同时又指出：“现在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名称改为‘理论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教材的整体思路来看，这本教科书第一是要打破流派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体系上实现统一，在内容上实现互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就相当于广义的理论经济学；其次表明所阐释的理论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一切优秀成果。

作为一部试图对经济学各主要流派进行综合的教材，首先面临的就是方法论的选择与创新问题，没有方法论的指导，就无法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把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整合。马克思当年能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他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该教材声称在方法论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传统，并指出：就一般经济理论的方法论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主要方法：主观主义方法、新经验实证主义方法、纯理性主义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地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它不是建立在经验实证主义（经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及其发展中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经济过程和现象会不断产生、发展和消失，即处于不断运动之中，辩证法就在于此”（27页）。教材力图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同历史的、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克服西方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缺陷。

如果说方法论属于“经济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决定研究者在研究中遵循的原则，那么具体方法则属于应用工具层面的问题，不同经济世界观可以运用相同的分析工具。教材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同时，指出方法论与方法的不同，认为方法是工具、科学研究手段的总和及其在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体系中的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方法可以借鉴，但同时也存在问题，“如果从整体上来评价西方经济科学，那么，在承认其无可怀疑的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数学化、利己化，转向图式和基本公式以及抽象的推论。这可能会导致过分公式化的危险和经济理论作为客观科学的退化”（3页）。所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教材并非单纯引进了数学模型等形式化的东西，而是借鉴了经济学中所有有用的范畴、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们既包括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些经典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也包括现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的新方法，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这些方法论的引入，无疑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增添了活力。

体系创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面临的难题，该教材在理论体系创新方面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框架，包括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中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既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教材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把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机联系起来，其中，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在理论体系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教材中指出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彼此并不对立，而是在统一中运用，因为在一般和总体上，历史研究的起点同逻辑研究的起点是一致的。”（29页）这一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之一。正是按照这一方法，教材首先阐释了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之后是研究微观经济学，即决定单个市场主体（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特点的经济环境，然后研究中观和宏观经济，即国民经济体系，最后研究世界经济，即全球经济。

本书体系创新的另一点是对“中观经济”的引入。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教材中，都没有中观经济学内容。理论界偶尔也有人用“中观经济”的概念，但往往是指市场。该书认为：“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然而，不少作者却从经济理论体系中无意识地排除掉了中观经济学。其实，区域经济（中观经济）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连接环节。”（387页）教材不仅在中观经济中对区域经济理论进行了阐释，还对中观经济中的几个重要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些领域包括农工综合体、燃料能源综合体、军工综合体及其他一些分支体系。这样，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特殊领域的经济现象，如农业经济、能源环境经济、军事经济等，首次被系统地纳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很多分析对于我们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比如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时，提出了“农工综合体”概念，通过对发达国家农工综合体的比较分析，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不能依靠农民和农业自身的组织形式，而必须依靠非农业经济组织的强大支持和带动，即“在发达经济国家中，非农领域在农工综合体生产体系中占优势，并决定了他们的机构在农工联合企业中的主导作用”。“对现代农工联合企业中的非农企业、公司、联合公司来说，合乎规律的是，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巨大的公司（工程项目）中积聚和集中的逐步加强。”（348页）在美国的农工综合体的组织形式中，尽管家庭农场的数量占到77％，但它们规模和产值都很小，所以，预计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将有五十家最大的食品工业公司，控制着部门全部最终产品的四分之三，国内粮食商业全部零售流通额的三分之二，也将集中在批发零售商业的巨大综合性公司（十家到五十家商店）之中。教材实际上为我们指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方向。

再比如关于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分析。能源如石油、煤炭、电力等，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利用燃料能源综合体对这些资源集约开发、合理利用，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教材从理论上指出：“燃料能源综合体的特点是，在所有国家都具有非常高的投资惯性。”（362页）一旦投资开采，就很难抑制投资冲动和开采规模。所以“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发展前景，必须按照两个阶段来加以考察。第一阶段是同经济向市场运动的过渡时期、摆脱危机状态以及燃料能源资源开采量和生产量的稳定变化相联系的。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综合体将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广泛运用科技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在发达的能源市场和稳定的社会定向结构、生态安全及有效利用能源的条件下运转。”（363页）此外，教材还在中观经济领域深入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工行业产业化问题，即军转民问题，以及科学经济问题、教育经济问题、高等院校经济问题等等，这些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很多经济学教材往往把传授经济学原理作为基本职能。一部好的经济学教材，不仅能传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而且要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开启学生的心智，激发学生的灵感，使之产生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志趣。俄罗斯这部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对具体理论的阐释中注重思想性和学术性。在纵向上，教材运用历史的观点介绍理论，几乎每个理论都要交代其思想来源，这体现了教材的思想性。在横向上，教材对每一个有争议的理论，都要列举出各种代表性的观点，供学习者思考和讨论，这体现了教材的学术性。此外，教材还注意挖掘俄罗斯国家的优秀经济学思想和最新的研究文献，融入到教材的理论体系中来，进一步增强了教材的思想性和学术性。这些特点在教材的第一篇《经济理论导论》和第二篇《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两篇内容理论性强，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交锋较多的部分。

比如，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这是教材必须阐释的首要问题，也是国内外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俄罗斯教材在阐述这一问题时，首先列举和评论了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各种代表性观点，从重商主义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边际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教材指出，世界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理论是关于资源选择和人的经济行为问题的通用科学。但理论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对象十分复杂和多样化，因为人的生存活动是复杂而多样化的，所以该教材接受俄罗斯经济学家A.E.多勃雷宁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一般理论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在有限资源（为使用它们会发生竞争）的条件下，人们和集团为了满足需要（这不能从生理学意义上去理解，虽然这也会发生，而就像不可能同时和完全充分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需要那样）而在物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的行为。”（22页）表面看来，“把一般经济理论的对象解释为研究人们及其集团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否定研究生产关系。这同样是生产关系，尽管这里的重点是关系的客体（生产资料、消费品），以及关系的主体即人。这样的重点对以社会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来说极其重要，目前在俄罗斯进行的改革就旨在市场经济的形成”（22—23页）。

由此可见，教材的研究对象本质上仍然是生产关系，只不过不是过去所说的抽象的生产关系，而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和俄罗斯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化的生产关系。教材在后面的第九章介绍所有制理论时，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解释，教材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中的“有限资源”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因为“所有制关系是由资源的有限性引出来的：没有某种稀缺性的前提，谈论所有制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所有制关系是一种排斥他人享用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系统”（151页）。西方经济学家把所有制仅仅看做人与物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把所有制关系看做人与人的关系，并科学区分了经济范畴的所有制和法律范畴的所有制，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生产的目的、性质、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深刻性之所在。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教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书不同意只有私有制可以成为市场关系的基础的观点，“世界经验证明，发达市场经济、文明的市场经济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所有制。这是因为，竞争是市场灵魂，而竞争需要大量的市场主体。市场本身对所有制形式是无差别的。但是，所有制形式对各个市场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立性，他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在法律范围内），并不是没差别的，对竞争的条件也不是没有差别的”（152页），因此，必须辩证分析。在研究所有制理论的过程中，教材引入了新、老制度主义者关于“制度”的各种观点，以及对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产权理论的不同解说。通过这种介绍和探讨，教材很自然地把人们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新领域。

再比如，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历来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水岭，正如教材指出的：“价格及其形成机制问题，是经济理论教程中的一个最复杂而又是最基础的问题。”（134页）教材首先从价值规律入手，指出价值规律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介绍了其内容。然后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又介绍了边际效用理论的起源、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最后，以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为代表，阐释了均衡价格的核心思想。接下来，教材就面临一个问题，究竟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问题。教材经过理论分析指出：均衡价格理论只是描述了市场机制中价格的变动过程，但没有揭示决定价格变动的实质因素，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价格又决定需求和供给，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同时，如果量上相等的两种力量作用的方向相反，他们会相互抵消，供给和需求不再说明任何问题，它们“使经济学家们陷入了死胡同”。那么，什么是科学的价格理论？教材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市场价值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过程，“马歇尔理论中的均衡价格形成的所有方法、全部均衡价格的量都可以在市场价值（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者注）中得到说明”（143页）。教材在处理这个复杂的问题时，既没有回避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也没有简单地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进行拼凑，而是通过介绍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内容引出其问题之所在，进而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内容，展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这不仅使人们对两种理论的性质一目了然，而且能够进一步思考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局限性和可借鉴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不仅要为其他经济学课程提供方法论基础，同时其理论还必须具有现实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就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的有机联系上。我们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不能有机结合。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往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至多很小的篇幅提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既不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又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因而，给人的感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相反，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是对我国经济政策的诠释，这又给人一种缺乏理论体系和深度的感觉。

俄罗斯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几乎在每一章节的结尾，都联系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实际，并运用前面的一般原理来加以分析。同时，教材对实际联系的视野也很开阔，不仅包括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实际，还包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甚至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事实。

教材虽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写的，但并没有停留在市场经济一般的阐释上，而是贯穿这样一种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是具体的、多样性的。教材第四章在介绍市场（商品）经济一般特征时，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指出，“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经济形式模式的极大多样性：原始公社、亚细亚村社、日耳曼公社（马尔卡）、斯拉夫‘家长制公社’等等”（54页）。同样，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如此，它经历了历史演变，从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到十九世纪中叶产生所谓的“西方模式”，再到今天多样化的现代市场模式。这些模式主要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以日本和瑞典为代表的公司经济模式。这些不同模式意味着现代世界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模式也要符合自己的国情。教材第六章在对市场的内涵、本质的阐释中，进一步指出：“市场关系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在自由、相互协调、补偿、等价和竞争基础上使出售者（商品生产者和商人）的耗费得到补偿并使其获取利润，以及满足购买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正是这一点构成市场根本的、本质的特征。商品和货币的运动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但是，因为市场在一定经济体制下运行，并发展和转变成独立的亚体制，这就不能不形成其特殊性的表现形式（市场关系在经济体制中的不同比重，劳动的不同组织，市场调节的不同形式、方法和规模等等）。由于市场专有特征的存在（商品的花色品种、市场组织、传统习惯等等），才使我们有可能谈论莫斯科市场、俄罗斯市场、日本市场和其他市场。”（92页）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模式都是具体的。接下来，教材在第九章阐释“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内容中，又明确指出：制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正规制度也包括非正规制度，而非正规制度受传统、习俗、文化的影响，其转变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俄罗斯作为转型国家，“企图机械地把西方几十年间形成的国家—市场比例照搬到这些条件下，既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在所实行的制度中仓促行动会引起倒退”（149页）。随后，在第十章“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中，教材在对国家复杂职能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看来，俄罗斯在建立市场经济时，不应该盲目地抄袭现有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而是应当依据市场关系的一般原理，探索自己的、考虑到俄罗斯特点和历史传统的道路。”（172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教材才对中国创造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问题还存在争论，一些学者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试图在改革开放中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俄罗斯教材给我们的启示是：市场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该教材虽然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性，但它仍然是探索性质的，还不能说完全成功。毕竟它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思想折射，因此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教材试图完全抛开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建立一个超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果使得一些理论和观点有失偏颇，如对所有制的划分、对再生产的分类、对国有企业的评价等等；再比如，教材虽然承认市场经济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但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能否兼容和如何兼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却没有提出深刻的见解等等。但这些瑕疵仍掩盖不了该教材的特色。

（《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修订本（第三版），（俄）B.И.维佳平、Γ.Π.茹拉夫列娃主编，张仁德、李元亨等译，陈晓旭校，经济科学出版社二○○五年十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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