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这就是中国人抵御常见病的秘方
时间：2022-10-30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今没病也会吃点维生素、蛋白粉之类的营养药的现代人也许不会想到，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面对奇差的公共卫生状况和落后的医疗水平，当遇到也许放在今天根本算不上疾病的疾病时，都绞尽脑汁想出了哪些奇葩办法。
用乳酸钙止血，禁吃辣椒防治肠炎和痢疾，用酒冲鸡蛋清治疟疾……
是的，没错。这就是中国人用来抵御常见地方病的秘方。
民国常见病为什么蔓延：政府与民间有各自打算
最著名的民国常见病，毫无疑问是肺痨（肺结核）。
仅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这种病突然带走的作家阵容，就足够让签约出版社倒闭100回。鲁迅、郁达夫、巴金、曹禺、萧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则是先后患上肺痨，林徽因生前一直很愧疚把这种麻烦的病传染给了丈夫。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一家人染上肺痨，乃至家族一支全部被肺痨吞噬，也是不忍卒视的常态。
而因为文艺界还处于当时整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由此可想而知，越往下走越窒息。“上海14岁以下的儿童，有百分之六十是感染肺痨病的”，这是民国上海防痨协会秘书海不德，在上世纪30年代的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
惊悚的还在后面—南京、上海、汉口、天津、杭州这五座民国特别市，每死亡十个人，其中就有一个患有肺痨。
更惊悚的还在后面—从整个中国范围来观察，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的测算认为，每年至少有150万人死于这种病，相当于一年消失一个卡塔尔。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肺痨在民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严格来讲，传染性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那些对“民国范儿”充满美好想象的人不愿接受的事实：那就是民国以及民国之前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公共卫生状况都奇差，生生将肺痨推成了“常见病”。
别说肺痨，1924年北京通州某乡村新生儿频繁死亡，都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派人去调查，原因仅仅是产后破伤风，给村民简单做了一些医疗培训，新生儿死亡的事故就不再发生。这件事给刘瑞恒这位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很大触动—在私立医院给富人治“罕见病”，不如给普通人治“常见病”，也就是推进公共卫生事业。
后来他就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成了整个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操盘手。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当时的卫生体系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苏联式的，更没有参照日本标准，而是南斯拉夫标准：即由国家主导卫生保健领域，然后通过中央机构协调各地管理单位—别小看这一步，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立这套系统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疾病管理部门。
所以，疟疾、痢疾、伤寒、天花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常见病”。
说回上海。民国初年，那里已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饶是如此，政府部门雇人公然往黄浦江倾倒垃圾的事也是有的—前提是原本做垃圾转运生意的包工头，就因为往江里倒垃圾多次被罚，不干了。
在动荡年代，一个没有多少控制力的政府，面对疾病委实会有无力感。讨生活的普通民众想要摆脱这些常见病，只有两个选择：中医，或者不靠谱的鬼神。
我们从流传下来的诸多小册子当中，就能看到普通民众看这些“常见病”喜欢找中医的逻辑：西医贵，中医便宜。
在动荡年代，一个没有多少控制力的政府，面对疾病委实会有无力感。讨生活的普通民众想要摆脱这些常见病，只有两个选择：中医，或者不靠谱的鬼神。
比如一本名为《吐血肺痨指南》的小册子（相当于现在的医疗小广告）当中，就引用了一位肺痨患者的看诊经历：“每次诊金连药费，非二三元不可……所服西药，止血：乳酸钙（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了进来—编者注）。止咳：燐酸可地因……”
另一本《肺痨无忧论》介绍了一堆中医治疗肺痨的食谱，如白木耳、野百合、乌骨鸡、鸡汤、鸡汁、西洋参……还有血汤。这类小册子一直行销到解放后，1951年新医书局还在发行《肺痨病自己疗养法》（第三版）。
其实在民国早期，北京地区正规医院少有中医从业者，但事实上的中医与西医医生比例在8：2之间，原因就是收费便宜的中医业者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诊所，在一瓶天花疫苗就要抵上400斤小麦的年代，他们更受底层人士的欢迎和认可—效果则是另外一回事。
总之，肺痨似乎是中国人永恒的“常见病”，解放之后，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杂志陆续公布治疗肺痨的偏方。最奇特的一方，是熬制童便排骨汤。
你没看错，《中国民间疗法》杂志1994年3月第1期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童便排骨汤治疗肺痨病体会》的文章，介绍“取当天新鲜男性童便约1500毫升，猪排骨0.5公斤以下……每周2次，连服3个月”，“其中10例治愈6例，有效4例，总有效率100%。”
幸亏我们已经远离了这种“常见病”。但“无论什么咳嗽多厉害的喘病一吃就好”的调调，现在也还是被反复变种存在。
当然，这种“常见病”在读书人的眼中也不是一无是处。北大教授张竞生用一种奇妙的思考方式，将“肺痨”与“胸部解放”拧到了一起。
他当时在上海《新文化》创刊号刊发《裸体研究》，重点放在了胸部解放上：“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这不但丑，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肺腹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
一时也竟然附和如云。
为治病，红军禁止吃辣椒
如果要寻找一个中国“常见病”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请跟我一起重返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
在这里，有疟疾、疥疮、痢疾，还有一种中央苏区独有的“常见病”。
前两种病就不说了，光痢疾一项，在1933年10月的病员死亡数，就有65%是因为痢疾。许多人得病之后几天就去世了，死得比打仗还匆忙。
肺痨似乎是中国人永恒的“常见病”，解放之后，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杂志陆续公布治疗肺痨的偏方。
下肢溃疡—这种病我们今天只能从《荒野求生》这样的野外真人秀节目中听到一些介绍，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央苏区曾经大规模存在，被称为中央苏区四大“常见病”之一。它是对人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摧残，往往第一天病人不慎划破脚皮，不到一个钱币大小， 第二天就坏死成酒盅那么大，到了第三天，又变成茶杯口那么大， 甚至踝骨外露。
之所以这种病在苏区盛行，是因为它主要是日常饮食差引起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差。苏区红军战士常年靠少且缺盐的竹笋和辣椒下饭，吃不到新鲜蔬菜，导致营养极度不良。后果是蚊虫稍一叮咬， 用手一抓， 只要皮肤有破损， 就极易引起感染；同样，行军中被荆棘刺到，也是件不折不扣的生死大事，《赣南医学院学报》登载的一篇名为《中央苏区四种常见病的防治工作》的文章披露：1931年，苏区红军患上这种病的有2000人；到了1932年夏天，红六师的一个团在山林作战，三分之二的指战员下肢溃疡。
在赣东北，有的县十分之九的农民患上苏区四大常见病，亡者五六千，某些地区的机关都快停止了运转，因为人员大部分病倒，没有人主持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四大“常见病”才是红军当时最大的敌人，上面提到的文章数据显示，这些病造成的红军减员要高出伤员1～2倍。
为了“治”病，苏区也想了很多办法，常规做法大家都能想见，那就是改变当地村民的卫生习惯，无非是不要把便桶放在卧室，厕所不要建在水井旁，不喝死水塘里的水……
不过缺医少药是自然的，老百姓生病还是多靠野外喊魂、焚香秉烛以祈福；红军方面能做的几个措施之一，就是严厉禁止官兵吃辣椒。
是的，不准吃辣椒，这是苏区应对常见病多发的严肃决定。
因为辣椒会刺激肠胃，诱发肠炎、痢疾，这项规定在当时也被严格执行了，有的领导干部还因为违反这条而被登报批评过。
《党史博览》发表的文章披露，苏区当时组织创作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歌曲，其中“四不”的引申要求就是“不吃辣椒”。
要做到这一条不容易，因为苏区红军部队官兵绝大多数是湖南、江西等地人。作为应对，有人悄悄地在饭里灌辣椒水，俗称“打埋伏”。而之所以说这项禁令被严格执行了，是因为部队干事会准备一个小饭勺，发现谁可能灌了辣椒水，就舀他一勺尝尝。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人本来非常爱吃辣椒，但为了表示支持，也都不吃辣椒了。
与上海当地老百姓生病时的选择一样，被包围的苏区红军，采购不到西药，就组织人力上山采草药，用马齿觅治疗痢疾，用常山治疗疟疾， 用硫磺治疗疥疮， 用烟叶水治疗下肢溃疡。总之，吃中草药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不同版本的常见病
解放之后，全国公认的“常见病”还是那几样，只是治疗方式花样更多。
就疟疾一项，湖北钟祥洋莘区联合调查组贡献的是“酒冲鸡蛋清与马鞭草疗法”，这是他们到外地学习的经验：有一个地方用酒冲鸡蛋清治疟疾，另一个地方的办法是熬制马鞭草煎剂。联合调查组用1+1的方式把这两种方法组合起来，变成了先进经验，出现在1972年出版的《新医学》杂志上。
在陕西商洛农校，人们发明了用大蒜+烟叶+泥巴的方式，外敷治疗疟疾，15个案例当中，“ 8例当日即停止临床发作， 7例未能控制”。也就是说，成功率接近对半开。
除此之外，因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得以开始，某些过去比较散发的疾病，也成了某个群体或者某个地区的“常见病”。
《中国皮革》杂志1983年刊登的《重庆制革厂与其他五家工厂》一文显示，重庆地区分属五家皮革工厂的超过6000名工人，他们的健康状况被纳入了一项长达15年的调查（1967年至1981年），调查数据表明，癌症成为了这些工人的高发病，其中不同工厂之间，死亡率最高与最低可以相差七倍。余下的高发病分别是喉炎、咽炎、鼻炎。
由此可见，现在媒体所报道的“癌症村”、“职业病”，在过去并不是没有。
农村的情况自然与城里不一样。
当然也有阶段之分，1966年《安学医报》刊登的文章《寿县某公社常见病统计》显示，当时排名第一的常见病是寄生虫病、沙眼、上呼吸道感染，然后才是支气管炎和胃病。
到了1978年，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赴巴县医疗队在《重庆医药》的调查报道中认为，巴县当地的常见病排名是慢性支气管炎以及由之发展出来的肺气肿、肺心病。至于寄生虫和沙眼，已经让位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个人卫生习惯已经不同了。
在部队，人家对“常见病”的定义又不一样。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部队士兵，他们的常见病清单也不尽相同。
不准吃辣椒，这是苏区应对常见病多发的严肃决定。有的领导干部还因为违反这条而被登报批评过。
《解放军医药杂志》刊登的《北疆部队战士1999～2010年住院疾病构成分析》一文，详细分析了北疆部队士兵与地方青年，这两个人群在常见病上的区别。比如这里的士兵，排名第一、第二的常见病是上呼吸道感染—因为北疆地区气候环境为冬寒夏燥，以及胃十二指肠炎及溃疡—因为缺乏新鲜蔬菜；
而作为比照的地方青年，最常生病入院的人患有外伤和骨折。嗯，因为他们经常干仗。
实际上，随着时间再往后推移，过去的一些罕见病，也变成了常见病。
冠心病和高血压在2000年左右进入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疾病名单。
张家口地区医院早在1988年对张家口地委、行署以及部分下属企事业单位52名离休干部进行体格检查，就发现他们的主要疾病当中，冠心病占到一半，第二是高血压，第三才是慢性支气管炎。
另一个罕见病变常见病的典型，就是痛风了。
过去痛风主要多发在沿海地区，主要是老年患者，痛风的发病率极低。低到什么程度？过去，各地医院的医生往往碰到痛风患者，诊断不出来，许多医生会误以为是关节炎。有的误诊时间跨度能达到23年。足见医生对这种病都很生疏。
现在得痛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内陆地区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吃的好，吃的食物里嘌呤太高，诱发了这种过去的罕见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医院就已经开始探索用一种药源广、制作简单而且便宜的方法来治痛风。
对，注射一针板蓝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