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人口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时间：2022-10-29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0亿，人口无休止的增长正在考验着地球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的承载能力，中国人口也达到了13.4亿之多，但执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少生了接近6亿人口，可以说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一些人口学家也感到了一些担忧，认为经济上的“人口红利”期过后将进入劳动力短缺的状态，同时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也是人口危机更加严重，认为是时候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进而补充未来的劳动力缺口，但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是数量上的危机，而是一种结构性危机，需要调整的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社会保障体制、产业结构等等全方位的系统构建。
人口危机 生育率 老龄化 人口红利 劳动力
2011年10月31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随着菲律宾一名婴儿的降生，地球总人口数突破70亿大关，回想1999年地球人口还是60亿，短短20多年时间地球人口便增加了10亿之多，按此速度在2050年全球人口有可能达到100亿，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挑战，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然出现巨大缺口，导致饥荒以及争夺资源的战争，还产生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贫困和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动荡等等问题。
二战之后中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四万万同胞”增长到现在的13亿多人口，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净增加3倍多人口。从人口与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主要体现了劳动力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制约关系，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大量损失，建国以后百废待兴，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中国人口自然性爆发性增长，这种人类对种群的自我修补繁殖，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反弹，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生育观念和改善的医疗条件也促使生育高峰的出现。解放以后特别是土地革命之后，农民掌握了土地，使其加快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的供应也是人口出生率增加的物质保证，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性增长使得劳动力缺口比较严重，这也客观上刺激了生育率的提高。
但是劳动力的供给是有周期性和滞后性特征，劳动力的补充并不是朝夕可成的事情，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个人从降生到成为成熟的劳动力需要有20年的时间，而这二十年的时间是非劳动力人口的迅速增加，非劳动力人口的成长过程是纯消耗而不产生价值的过程，因此到了六七十年代大量的新生人口给我国基础并不牢固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特别别是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情况更加严重。在这个阶段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自然原因，农作物大量减产，经济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巨大的人口负担不仅没有推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是个巨大的负担。
七十年代末期我国政府认识到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家对人口出生率采取急刹车，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走上历史舞台，计划生育政策使单一家庭的出生率迅速下降，但是由于前期新生人口的基数过大，而且正值生育年龄，要使总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重新把工作中心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实施了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复兴建设措施，在此期间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政策和劳动力供给的双重推动下，“人口红利”在这一期间显现了威力，也造就了80年代之后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类历史奇迹。
二十一世纪走完第一个十年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各种资源成本的高速增长，其中劳动力成本的高增长使国内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很难承受，南方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似乎一夜之间我国从第一人口大国变成了劳动力缺乏的状态，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急剧萎缩，同时工业话生产又视乎招工难，我们不尽疑惑中国的人口都到哪里去了呢？于是一些学者针对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对我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质疑，诸如“大国空巢”等人口危机理论不断的出现，不仅中国的劳动力缺口不能再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中华民族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境地。单从不断攀升的老龄化人口以及城市育龄人口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来看，视乎有人口危机的潜在隐患，但是客观来看这种人口危机并不是绝对数量的危机而是一种人口结构性危机。
一、“计划生育”导致的低生育率对经济影响
目前中国的总人口数量是13.4亿,在202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14亿多，那时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之后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由此可见我国的总人口数由于基数过大，还要有10多年的净增长期，而且根据科学计算统计，中国的资源环境所能承担的人口极限是16亿人左右，最健康的人口数量是6到7亿人之间，所以从2025年的最高峰回落到最理想人口数还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据统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育了接近6亿人口，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能轻易的否定计划生育政策，而且长远来看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要坚持的基本国策。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我国在70年代末，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使得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就是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期”，并不意味这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还要看经济是否进入到上升的轨道上，非常幸运的是我国在80年代初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辅之以“人口红利”的助推器，我国经济从此振兴。但任何国家的“人口红利”期都不是可持续的，据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10年之后结束，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开始衰落，其实不然，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初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工业化初期的基本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人口密集型产业中，但是从西方各国的历史来看，人口密集型产业是低效率的，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完全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富强的，实体经济的强大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的结合，因此不必为“人口红利”的消退而忧心，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高素质劳动人口比例的提高。
三、“老龄化社会”对经济的影响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生育率较高，新生儿比例增加，社会的总体抚养负担会增加，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投资”期，而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时，这个阶段可称之为“人口红利”期，按此逻辑推理，当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社会的养老负担加重时，我们可称之为“人口负债”期。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总数的10%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1.78亿，是世界上唯一超过1亿的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估计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30%以上，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化快速发展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重叠，城镇化伴随，与经济转型交织，急剧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与老龄发展滞后矛盾日益突出，老龄问题已成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目前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也有老龄化社会拖累的原因。老龄化是“人口红利”之后的必然结果，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不是怎样避免老龄化，而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系统，城镇的保障还只是现收现支的状态，收不抵支的养老金制度也急需完善。这种短时间内形成的老龄化社会特征，将会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四、中国式“梅佐乔诺陷阱”对地域经济的影响
“梅佐乔诺陷阱”是个经济学词汇，是指一国政府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发展的良好激励机制，因此只能是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增长，不能长期的保障产业结构和人文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可循环性。从中国人口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严重过剩，特别是以“北上广”为首的大城市人满为患，交通、教育、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而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却形成了空巢状态，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空巢家庭等等社会问题，可见人多有人多的问题，人少有人少的问题，近年来的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又回归北上广”的现象也一定程度体现了经济学上“梅佐乔诺陷阱”。近年来政府对中西部发展投足了很大的资金和政策倾斜，但始终不能达到理想的吸引人才发展经济的效果，仔细剖析可以看到，人们最求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工作状态，更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环境。只是提供好的产业环境名没有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更加值得国家关注的问题是高收入人群的海外移民问题，大多数高收入者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喜欢西方的生活方式，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子女教育、自然环境以及完善的医疗体系和法制环境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国家间的“梅佐乔诺陷阱”。大量的高收入人群移民也带走的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这种拉动经济发展的资源流失是非常值得我国政府重视和警觉的。
以上这些只是中国人口问题对经济影响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去深入探讨，诸如男女比例失衡、人口素质的体制、教育的多元化等等问题，但总而言之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是绝对数量上的问题，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人口的负担还是要大于人口的贡献，不能只看到出生率下降就急着推翻“计划生育”政策，靠多生孩子解决不来人口危机的问题，结构上的不合理和政策上的不配套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政府还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是一个系统工程，诸如完善的养老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同时要在政治体制上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的法律、民主制度，还要构建留住人才的人文环境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总量的提升只是说明中国的“大”，人均的提升才是中国的“强”，毕竟让大多数人过上幸福而富裕的生活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终目标，才能根本上解决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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