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收入差距与幸福悖论拐点的结构性解析

摘 要 利用3 646份佛山居民满意度调研数据，通过加权综合评分法对居民满意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全样本数据”分析收入与满意度关系，发现二者无关，主要原因是学生群体与上班族群体差异较大使然；若取其中“上班族群”数据分析二者关系，则呈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佛山幸福悖论拐点已经到来.相对生活成本和地区差距弱化了收入对满意度的边际影响效应，这为悖论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 消费经济学；伊斯特林悖论；交叉表法；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F110.20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upon 3 646 Foshan residents" satisfaction， the paper measured the residents satisfaction degree by weighted comprehensive score method. On the above basis，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atisfaction by “full sample dat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ent group and the working group is too big. By taking “working group" dat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t is inverted Ushaped curv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aradox of Foshan happiness has come. The relative life cost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weake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income on satisfac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 for the paradox.

Key words consumer economics； Easterlin paradox；crosstab method；satisfaction

1 引 言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因而公共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来增加福祉（姚伟峰，2013）[1].基于这种认识，形成了GDP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传统经济理论的这种假设并不总一定不成立，经济收入与居民幸福存复杂关系，因时因地而异（左学金，2007）[2].特别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满意度的收入边际效应存在递减现象.根据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广东省佛山市人口城镇化率为94.1%，位居全国第三，城镇化质量全国排名第五，城市综合竞争力均排全国第九.同时，佛山经济发达，2016年地区生产总产值（8600亿元）位列全国第15位，人均GDP居全国第19位.按收入与满意度关系，佛山最有可能已经到了满意度收入边际递减阶段，决定居民满意度的因素可能正发生重要变化，但这需要实际数据来考察.

2 文献综述

什么是幸福？千百年来人们一再探讨，但它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早在公元前300多亚里士多德（1990）[3]就说： “不同的人认为是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也经常把不同的东西当作幸福，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把健康当作幸福，在贫穷的时候，他就把财富当作幸福；有一些人由于感到自己的无知，会对那种宏大高远的理论感到惊羡.”康德（1964）[4]也感慨，“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按照经济学视角，幸福是个人效用的产物，效用受消费影响，消费受收入影响，因此，福利经济学将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如国民收入）上，幸福的度量变成了财富的度量.然而，世界经济发展表明经济与满意度不一定相关.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2013）[5]对二战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与人的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在收入水平高的阶段，收入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曲线呈水平状态.在个人层面，收入会对快乐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国家的整体快乐水平与人均GDP的持续增加没有关系.这便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也称“幸福悖论”.该研究数据发现，经济发展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拐点：它以人均收入1万美元为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以下，伴随人均收入增加快乐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但超过这一临界点这种关联性就不明显了.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 发展到3 000 美元的时候，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長.Easterlin等 [6]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 年到2010 年长达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可幸福感却下降了，突出地表现了幸福悖论特征.中国可能已经到了伊斯特林悖论拐点，但现有研究缺少对结构人群的分析，中国地大物博，差异较大，不同人对收入的幸福感知不同.李静，钟陆文（2016）[7]认为，发达地区应率先达到了幸福悖论的拐点.因此，从发达城市样本对人群结构分析有利于廓清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

2 研究假设与评价方法

2.1 研究假设

以佛山3 646份居民调研数据为基础，试图检验幸福悖论假说在中国发达城市的适应性.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以后，学界纷纷给以回应和解读.主要有二种观点，一是快乐是建立在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基础之上的.相对于其他人消费的东西所消费的多少会对快乐产生影响，提高每个人的收入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快乐.这是一种基于比较的观点（钟陆文，孙得将，龙树国等，2015）[8，9].例如，对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拿5 万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 万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因为前者所处的行業平均工资为25 000 美元，而后者行业平均年薪大多高于10 万美元.第二种解释是多因素理论.除了受收入影响下，幸福感还受工作时间、环境污染、治安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伴随着收入增长而存在，并可能会降低效用[5].梭伦认为，幸福就是具有中等的外部供应，而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活.

基于上述理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从总体上看，区镇经济与居民满意度不相关.佛山是经济强市，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达到较高的水平，按相关研究佛山可能已到了伊斯特林拐点.因此假定区镇经济（收入）与居民满意度不相关；

假设2 从微观看，个人收入与居民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按照相关研究，居民满意度更多是个人化感受，实际收入越高、消费力越强，效用越高，满意度越高.因此假定佛山个人收入与居民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假设3 不同群体个人收入与居民满意度关系有所差异.按年龄、职业、教育划分的不同社会群体心理、社会和经济条件差异较大，收入与居民满意度关系不同.

假设4 相对生活成本弱化了收入对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前面的文献，快乐是建立在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基础之上的.对于同样的收入，生活成本高低决定人们的净收入，因此相对生活成本弱化了收入对满意度的感知.

假设5 地区差距弱化了收入对满意度的影响.按前人研究“一个人的收入与其邻居相比越高，其快乐水平就越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城镇居民而言，本镇街建设与市中心区差距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方面.

其中前二个假定是验证伊斯特林悖论本身，后3个假定是对悖论提出的新解读.

2.2 评价方法

对于城市而言，城镇居民的满意度涉及领域繁多，评价指标多元，需要全面设计城镇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和体系.借鉴前人研究，笔者设计居民满意度五大类，共21个行业观测指标：水、电、燃气供应、道路和交通服务、镇（街）环境卫生、公园、绿地和休闲设施、城镇节能减排工作、商业零售业、酒店餐饮业、房地产价格、通讯和信息服务业、居住小区物业、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保障性住房服务、居民文明程度、本镇文化认同感、社会人际关系、政府效率和服务态度、治安环境、就业创业环境.对于各种评价指标的打分采用综合评分法.采用5级量表对满意度打分，分值分别为1～5.同时问卷中还设计了满意度对比性指标，如“相对于收入而言，本镇街的生活成本情况”，“与过去5年相比，您现在生活满意度提高程度”，“本镇街建设与城镇中心区差距”等.对于各类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德尔菲法确定.

3 佛山居民满意度现状测评

为获取居民满意度数据，这里以32个佛山镇街为调查对象，时间为2014年8月.最终收集3 767份问卷，有效样本3 646份.根据样本居民数据，测算居民城镇满意度综合得分区间为1.755至4.681，平均得分3.2324，标准差为0.549 4.佛山样本居民选择很满意占11.4%，较满意占22.3%，一般占30.85%，较不满意的占25%，很不满意占10.4%.[10]

从五大类行业居民满意度的平均值看，基础设施类行业满意度最高（为3.398），处于“较满意”状态，其次为城镇文化类满意度（为3.392），第三为政府服务类满意度（为3.153），第四为公共服务类满意度（为3.142），最后为生活服务业类满意度（3.075），接近“较不满意”水平[5].

佛山市共有五个区，分别为禅城、顺德、南海、高明和三水.测算结果是高明居民满意度得分3.36，位居第一，顺德（3.26）位居第二，南海（3.24）位居第三，三水（3.16）位居第四，禅城（3.15）末位.在五区之下共有32个镇街，平均满意度得分处于“基本满意”水平.

4 居民满意度与收入关系分析

实证策略如下，首先从从五区和镇街总体层次分析经济收入与满意度关系；然后从个人层次探讨收入与满意度关系.最后，提出对伊斯特林悖论的新解释.

4.1 区镇经济与满意度关系

在总体区域层面，利用佛山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分析.2014年佛山五区人均GDP分别为12.14，8.39，10.33，13.34和13.17万元.32个镇街人均收入经济情况限于篇幅略去.首先，在区级层次.图1显示，满意度与五区人均GDP负相关，随着经济增长，满意度有的下降.

在镇街层次，32个镇街人均GDP与居民满意度均值散点图2所示.线性拟合系数为正，但R2很小，仅为0.009 9.

进一步地，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无论区镇人均GDP还是GDP，经济收入与满意度相关性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满意度没有随地区经济增长而增加，从而验证了伊斯特林悖论在佛山的存在（验证了假设1）.可能的解释是：一是区镇经济增长成果不一定投到民生领域，前述基础设施建设用去了较大的经济剩余，因此经济增长不意味着民生的改善；二是区域经济人均指标是平均数概念，淡化了收入差距，存在被平均现象.三水区和高明区人口较少，人均GDP较高，但这两区经济较弱，与顺德、南海和禅城三个区的经济差距很大.而后三个区常住人口众多，所以拉低了人均GDP，同时，经济强区工厂多，外来人员多，房价高，还存在污染、拥挤和治安等问题，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四是经济弱区高明和三水距离中心区较远，相对封闭，生活期望较低，反而满意度较高.

4.2 居民个人收入与满意度关系

4.2.1 横截面数据分析

调研问卷中“个人收入”题项为从个人层面讨论收入与满意度关系提供了可能.首先对3 646份全样本个人收入与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统计上不显著（见表1）.进一步分析收入水平与满意度结构关系，发现如下规律：千元以下群体满意度最高，千元以上收入群体与满意度成正比[5]，但超过八千元的群体满意度有所下降（见图3）.其中1 000元以下收入者的受访者主要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学生，占七成.这个群体对未来充满憧憬，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和艰辛，因而满意度较高.学生的收入基本为零，所以他们选择了千元以下.从实际看，在现代社会，千元以下的月收入几乎是没有或者极少.1 000元以上月收入者为上班族，满意度不如学生；收入8 000元以上样本居民满意度较低，这类人员主要由企业从业人员，占80.4%

8 000元月收入中，除了公司老板和公司职员占64%以外，打工者占16.4%，公务员占8.5%，教师占4.5%，医生占2.3%，农民占0.5%，其他人员占3.7%.也就是高收入人群中，在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占80.4%..他们的满意度较低，可能是到了收入满意度效应的拐点.

对“有收入的上班族”与满意度关系的结构特征，通过交叉分析可知：

从职业看，打工者随收入增加，满意度变化不大，但8 000元所有下降.公司职员随收入增加，满意度不断增加.私营老板收入越高，满意度越低，可能是工作压力较大使然.公务员、教师、医生、退休者都是随收入增加度增加，8 000元后有所下降.只有农民随收入增加满意度不断下降（图4中显示8 000元收入满意度较高，但样本只有1人，可以忽略）.

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也随收入提高，满意度先增后降，8 000元以上是拐点（见图5）.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也随收入提高，满意度先增后降，8 000元以上是拐点（见图6）.

3.2.2 纵向关系考察

用问卷中的“与过去5年相比，您现在生活满意度提高程度”题项来测量居民满意度的纵向变化.这种变化与“个人收入”相关关系仍然是“全样本”相关系数不显著，而“千元以上收入上班族”样本相关系数为正0.097**，且在统计上显著.

综上所述，从全样本（学生和工作者）看伊斯特林幸福悖论在佛山成立，即区域经济与居民满意度线性无关，而个人收入也与满意度无关；但从上班族样本看，个人收入与满意度正相关，收入提升了居民纵向幸福感，但8 000元月收入以上有个拐点.因此假设2部分得证，在月收入8 000元以前得证，在8 000元后不成立.同時，不同族群居民收入与满意度关系类似，均为先长后降（假设3不成立）.

4.3 对伊斯特林悖论的新解读

4.3.1 相对成本和地区差距弱化收入对满意的贡献假说

按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12月1兑换6.119人民币汇率计算，佛山人均GDP已达1.6万美元，超过1美元悖论临界点.初始时上班族收入与满意度开始呈正向相关，但当月收入到6 500～8 000元期间时，即年收入约1.2～1.5万美元.这与伊斯特林悖论所描述的拐点情景类似.可以说，佛山作为发达地级城市居民整体幸福悖论拐点已经到来.但笔者认为，经济因素仍是佛山居民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理由为：一是佛山75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一半，相对而言，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弱，财富动机更强烈；二是近年来佛山房价也不断攀升，导致居民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多数居民的经济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据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房贷的人比没房贷的人更幸福，单位建房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还低.[11]由于净收入受生活成本影响，相对生活成本对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这里用“相对于收入而言本镇的生活成本”度量这种因素影响.

同时，基于个人幸福是基于相比较的观点，理论上地区差距水平会对居民满意度有影响.这里用居民主观上“本镇街中心区与佛山中心区之间的差距”的题项指标来考察这种非经济变量对满意度的影响.

4.3.2 实证分析

为考察相对生活成本和地区差距变量这两个调节变量对收入满意度关系的影响，这里剔除千元以下收入居民样本，用上班族群体样本回归（见表2）.结果为：调整后的R2为0.025，DW为1.798，标准误差为0.539，F为28.134，Sig为0.000.此时相对生活成本、地区差距和收入变量均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122、-0.076和0.057，生活成本系数大于地区差距，而地区差距系数大于收入对满意度的影响.

由此，前述假设5和6成立，即相对生活成本和地区差距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相对成本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对满意度影响更大.特别是近年来房价的高企抵消了居民收入的实际消费能力，从而降低了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同时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下，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地区差距扩大，地区差距也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因此，伊斯特林悖论是有条件的，个人收入的增加导致快乐的增加需要控制相对生活成本上涨和地区差距的扩大，生活成本和地区差距延缓了伊斯特林拐点的到来.

从全国来看，340个城市平均人均GDP为7 500美元，不到佛山的一半，多数城市居民收入没有达到佛山的水平，因此多数可能没有到达伊斯特林拐点，居民个人收入仍会导致幸福感的提升.由于收入和生活成本对不同人群的效用不同的，收入对于高收入者的影响类似锦上添花，效应往往具有递减性，而生活成本则不同，它往往是硬性约束指标，对于低收入者而言，降低生活成本往往有雪中送碳之意，同等数额降低成本往往比增加收入对居民福利改善效应更大.因此，为推迟幸福拐点的到来，减缓收入对快乐的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应尽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5 对策及建议

5.1 推进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降低居民相对生活成本

一是提高居民个人实际收入，首先要发展区域经济，经济是满意度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基础.二是降低市民感知生活成本，严控房地产价格.采取市场化手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第三，缓解外来人员生活成本压力，加大对异地务工人员在临时住房、就业扶持、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5.2 缩小地区差距，推进区域均衡和一体化发展

加快实施城市功能区规划，逐步实现不同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产业、基础及社会设施、人口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硬件方面加强跨镇街道路建设，搞好新农村建设；在软性制度建设方面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区域服务、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惠民、福利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3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應更重视公共服务业的发展

尽管经济因素仍很重要，但经济发达城市——佛山已到了追求生活品质阶段，公共服务等非经济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日益重要.一是在医疗服务方面，完善平价医疗服务机制，落实便民惠民措施；二是完善限价房廉租房制度，满足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房产的需求；三是建设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四是在节能减排方面，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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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学金.幸福和幸福经济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7（3）：8-13.

[3] 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

[4]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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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ASTERLIN R A，MORGAN R， SWITEK M.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 - 2010[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109（ 25） ： 9775-9780.

[7] 李静，钟陆文.佛山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59-63.

[8] 钟陆文，孙得将，龙树国等.双重结构失衡、消费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J].经济数学，2015，32（4）：75-81.

[9] 钟陆文.创建“适宜消费城市”探讨——以佛山市为例[J].消费经济，2013（5）：72-77.

[10]邱乐昀.住在佛山“基本满意”[N/OL].佛山日报（2014-12-10）[2014-12-10]. http：///news/2014-12/09D2E3 BC0D5348 D8E050080A7EC92AD1.html.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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