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科学技术成就的特征

摘要：墨家兼具“工匠与学者相结合”、“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双重属性，是当时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墨家的科技成就相当杰出，但后来却长期湮没无闻，除了社会历史原因，这种遭遇也和墨家及其科技成就自身的特征密切相关。墨家的科技成就大都来自对直接经验的总结，是为施展该学派的政治抱负服务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墨家的逻辑学是在同儒家、名家的论辨中形成的，和认识论、方法论关系密切，但并没有和科技成就有机结合在一起。墨家的科技成就对该学派的成员和组织形式具有强烈依附性。上述特征决定它们必然伴随着墨家的衰落而湮没无闻，难以被后人发扬光大。

关键词：墨家；科学技术成就；特征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9-0058-03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最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墨家的科技成就主要汇集在《墨子》一书的《墨辩》和《公输班》、《备城门》等篇中。《墨辩》由《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构成，其中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包含许多有关力学、光学、几何学、物质结构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公输班》、《备城门》等篇则主要涉及军事技术。墨家的科技成就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相当杰出，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令人遗憾的是，墨家的学术传统和科技成就后来却长期湮没无闻。并没有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直到清朝后期，它们才重新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墨家科技成就的遭遇，除了社会历史原因，还和它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墨家科技成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

墨家的科学技术成就大都来自学派成员实践经验的总结。这和该学派推行自己政治抱负的方式方法密切相关。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生于孔子逝世以后，死于孟子诞生之前，早年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后来抛弃儒家那一套，创立了墨家学派。墨翟自称“贱人”，当过工匠，与工农大众有广泛接触。他的门徒大多来自直接从事生产的中小私有者和平民。他们组成一个严密团体，信仰墨翟的政治理想并身体力行。据历史记载，墨翟的门徒比孔子还要多。由于广泛参与当时的诸侯纷争，墨家的社会影响极大，在战国时期，曾和儒家双雄并存，都是“显学”。

墨家政治理想的核心是“兼爱”。墨翟认为，当时社会动荡、战乱不已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被分成不同等级，即存在着“别”，缺乏无差别的爱。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用“兼相爱”取代“别相恶”，即用“泛爱众”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纷争。如果用“兼相爱”取代“别相恶”。就能使“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翟强调，实现天下太平不能靠空谈“仁义”。他指出，仁义是衡量天下一切事物和现象是否合理的尺度。践行仁义必须在财富、人口、秩序等方面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即“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但是，践行仁义决不能靠儒家所提倡的“天命”、“礼乐”和“正名”。儒家认为，人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就是天命；天下之所以充满纷争，就是因为有人企图打乱天命所规定的等级和秩序；要维护正常的等级和秩序，必须进行正名和礼乐教化，使每一个人明白自己的地位和职责，安分守己，各司其职，对犯上作乱的人加以惩罚；只要社会安定有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墨翟强调，儒家开出的药方是不正确的，也行不通。他坚信，天是有意志的，“天志”笼罩一切，明察秋毫，扬善去恶，主宰人间的生死、贫富、治乱。其核心是“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因此。真正的顺“天志”就是坚持“兼相爱，交相利”，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坚持人和人的等级差别，那样做，只会带来“别相恶，交相贼”的恶果。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必须坚持“尚贤”、“尚同”、“非攻”的治国理念，“节用”、“节葬”、“非乐”的经济主张，“非命”、“尚力”的行为准则。“尚贤”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实行惟贤是举的官吏选拔制度。“尚同”就是主张全社会应有统一的思想和意志，上行下效，但前提条件是顺从“天志”，践行“尚贤”。“非攻”就是坚决反对侵略战争。这种战争害人害己，是最大的不义，是“兼爱”最不能容忍的。“节用”就是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消费。墨翟主张，所有消费都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限，必须坚决反对王公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节葬”是节用的组成部分，直接针对的是儒家刮起的“厚葬”之风。“厚葬”浪费钱财，打乱生活节奏、工作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必须坚决反对。“非乐”主要针对的是儒家所推崇的礼制。儒家的礼制必然导致王公贵族为了自己的“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而肆无忌惮地去夺取老百姓的口中食、身上衣。真正行仁义的人，是不会那样做的。“非命”与儒家的天命说针锋相对。墨翟指出，儒家宣扬长寿与短命、贫穷与富贵、平安与危险、治理与混乱都是天定的，不能减少或增加，潦倒与发达、得赏与受罚、吉祥和灾祸都有定数，不是人的智慧和努力能改变的，都是完全错误的。官吏听信了它，就会消极怠工，民众听信了它，就会不事生产，那样，天下就必然陷入混乱和贫困。因此，必须提倡“尚力”。他强调，人只有努力，才会把事情办好，才能成为强者，只有每个人都努力了，社会才会发展，国家才能富强。

和儒家一样。墨家推行自己政治抱负的首选方式是游说。除了在鲁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墨翟还亲率弟子，南下越、卫、宋、楚、郑，北上齐，“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让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在游说时，墨家很讲究有的放矢，“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翟也曾派自己的弟子到越、卫等国做官，实践自己的上述主张。

和儒家不一样，墨家还坚持身体力行，讲究通过行为示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推行“尚力”、“节用”，墨翟和他的门徒吃粗茶淡饭，穿粗布短衣，生活十分艰苦，日夜奔忙，脸被晒得黑黑的，手掌脚心长满老茧，甚至连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光了。为了推行“非攻”，墨翟和他的门徒钻研守城和防御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鲜明例证。公输班(即鲁班)为楚国制造了攻打宋国的云梯。墨翟知道后，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都城劝阻，在劝阻无效后，便和公输班比赛攻防。墨翟解下皮带做城池，用筷子作兵器，公输班九次用不同器械攻城，都被墨翟破解。公输班的器械用完了，墨翟的守城方法还绰绰有余。公输班想杀掉墨翟。墨翟说，我的弟子三百人已经手持守城兵器，在宋国的城头上等待楚军的入侵，杀了我又有何用?于是，楚王决定放弃攻宋。

墨翟和门徒大都是参加生产劳动的“贱人”，都坚持通

过身体力行来推行墨家的政治抱负，他们在制作和使用生产工具、军事攻防器械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墨家还兼具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的属性，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比较强的思维能力，有条件把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因此，来自直接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墨家科技成就的首要特征。

二、没有和该学派的逻辑学成就形成有机结合

墨家的逻辑学是在同儒家、名家的论辩中形成的，服务于论证、宣扬该学派的政治理念，和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密切相关，但并没有和该学派的科技成就有机结合在一起。

墨家主张“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即主张既继承也创新。墨家的认识论、方法论围绕如何继承和创新展开，其逻辑学就渗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

墨家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体现在他们对认识的任务、思维的形式、认识的作用、认识如何形成、如何检验的看法中。关于认识的任务，墨家在《小取》中指出，认识就是要“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前者讲的是直接认识，要通过“摹略”即通过观察和抽象，把握“万物”即事物的“然”即内在本质。后者讲的是间接认识，要通过“论求”即通过钻研和论证，把握“群言”即各种不同看法的“比”即区别和联系，以便批判继承。墨家在《小取》中指出，凡正确的思维，都必须做到“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其中，“以名举实”说的是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以辞抒意”说的是判断必须准确表达思想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以说出故”说的是推理必须依据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以类取，以类予”说的是在认识事物、论证看法时，要善于运用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说的是针对同一论题，自己在立论中使用了某些论据，就不能反对论敌在立论中使用同样的论据；自己立论中没有使用某些论据，就不能强求论敌在立论中使用这些论据。墨家在《小取》中指出，认识事物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即区分正确与错误。弄清社会治乱转化的关键，区分事物之间的雷同和差异，懂得名称和事物是什么关系，正确地趋利避害，使思想不再困惑、行动不再犹豫。关于认识如何形成、如何检验，墨家在《非命》中指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其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要依据、借鉴前人特别是圣贤们的言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要广泛调查研究，吸取、综合老百姓的直接经验；“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把认识成果运用到治国理政中，看能否给国家、百姓、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在墨家的上述思想中，包含的逻辑学范畴主要有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比(比较)、类(类比)、故(论据)等，包含的认识论、方法论范畴主要有实(事物及其本质)、意(思想)、故(道理)、然(本质)、同(同一)、异(差异)、摹(观察)、略(抽象)、论(论证)、求(思维加工)、举(反映)等等。这两类范畴的联系非常紧密，经常形成对应关系。比如，以“名”“举”“实”就是“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摹略”万物之“然”就是通过“观察和抽象”把握万物的“本质”。学者陈雪良指出，“墨家的‘辩学’实际上包括了形式逻辑(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内容”。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从上面的例证中也可以看出，墨家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思想。都是服务于和论敌展开辩论、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的。

《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一书指出，墨家的科技成就主要包括：在力学领域，正确定义了力、运动、平动、转动和滚动，发现了杠杆原理，对浮力原理有了初步认识；在几何光学领域，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和反射原理，并用这些原理正确解释了物体和影子的关系，小孔成像为什么是倒立的，两个光源从不同角度照射同一个物体为什么会出现双影。正确概括了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各自成像的规律；在几何学领域，提出并定义了诸如点、直线、园、平面、线段的同长、线段的中点等概念；在物质结构方面，已经有了原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的猜想；在技术领域，发明了许多用于城池攻防的器械。墨家的这些科学技术成就，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以概念分析和原理概括为重要手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墨家还试图用一种与日常语言有一定区别的人工语言形式来表述得出的科学结论。比如，《墨辩》对圆的定义就是：“圆，一中同长也。规写交也。”就是说，圆有一个中心、半径等长，是由规这种工具画出来的封闭圆形。这些在当时的确都很了不起。

不过，也要看到，墨家的科技成就尽管涉及面很广，但大多都还停留在对直接经验的概括和解释上，用墨家自己的话来说，是“巧传则求其固”(《经上》第96条)的产物，缺乏从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的角度进行论证，也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只能作为诀窍和心得体会，在团体内部口传心授，不易为外人理解和接受。

三、对墨家学派具有强烈的依附性

墨家兼具“工匠与学者相结合”、“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双重特征，是当时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本身就具有的很强不可复制性。墨家的科技成就依附于墨家这个学派，决定它必然随着墨家的衰落而湮没无闻，难以被后人发扬光大。

在西方，科学和技术有着不同来源，前者来源于学者传统，后者来源于工匠传统。前者致力于对世界万事万物内在规律的探讨，后者来自对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三大必备条件：闲暇、好奇心和思想自由。在西方，只是到了近代，工业作为新产业兴起，才促成了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催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在墨家存在那个年代，以及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处于农业社会，工匠都是手工业劳动者，且人数有限，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不可能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墨家所具有的“工匠与学者相结合”的特征，是由其创始人墨翟本人既是工匠又是学者决定的。但是，像墨翟这样的领军人物，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的必然性，这就决定墨家这样的团体具有不可复制性。

用现在眼光看，墨家首先是一个具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团体。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团体。其学术成就既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但都是为实现其政治抱负服务的。这是该学派“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特征的独特含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也是“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团体，但是，它的学术成就基本上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比较容易形成。道家也是“政治与学术合二为一”的团体，一开始和墨家一样。其学术成就既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到后来，从道家中分化出道教，道家政治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改由道教承担，道家则致力于“炼丹术”，它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已不再和政治功能挂钩。

墨家之所以能够在春秋末产生，并在战国时期得到发展，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名义上都归周朝管辖，但事实上是各诸侯国在相互争霸、弱肉强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周天子还是各诸侯王都无法禁止某一个学派，相反，他们要巩固统治，在争霸中取得优势，都需要某个特定学派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样，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不足为奇。一旦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一个学派能否继续生存，就要看它是否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都处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道家研究长生不老之术，也符合大多数统治者和一般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道家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大都以炼丹术和医术为载体。战国以后，墨家的治国理念不被统治者所认可，生存条件越来越严酷，墨家作为一个团体，也最终走向灭亡。墨家的技术成就散落到民间，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保留和发展。其科学成就因无用武之地，很快便湮灭无闻。西晋时期。学者鲁胜曾选取《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这四篇加以注释，定名为《墨辩注》。此书成书后不久即失传，就是墨家科学成就无用武之地的真实写照。

另外，墨家还是一个组织严密、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团体。他们纪律严明，富有吃苦精神。为了宣传和实践墨翟的政治主张，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赴汤蹈火，舍身忘我。这种精神的形成和维持，主要靠的是墨翟和少数骨干分子(钜子)的榜样作用、人格魅力。由于墨家对成员的要求过于苛刻，很难吸引到大批追随者，持之以恒地前仆后继。而且，正如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的，“墨子一系在传续上，更多地带有人身依附性和团体的封闭性，无形中消解了思想层面的联系纽带而凸显了团体层面的宗法关系”，“要求后人自愿‘以巨(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更是一种专制的传承形式，是引发争斗的根源，墨子一系的渐次消失，正在于这种自我瓦解。”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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