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理论轨迹述评

[摘要]在“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研究视野中，区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对价值观的强调则成为其突出的本质特征，而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也以其独特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二者的联接，这些思想在理查德·富勒和理查德·迈尔斯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他们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自然史现”；客观条件；主观定义；价值观

[作者简介]赵铁，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广西　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12—0091—04

米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富勒(Rich-ard C.Fuller)和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R.My-ers)1941年合著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自然史观》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正式提出。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为该社会问题研究范式进行了前期的理论研究和准备工作，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上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性，体现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深层思考，反映了“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萌芽、构建和正式提出的全过程。

一、从强调特点到关注效率从而实现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连结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社会问题教学方法的讨论和反思是美国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1937年5月，富勒在《社会力量》杂志上发表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问题》一文。他指出，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需要依赖的理论系统至少应包括三种方法类型，分别为“一般概念方法”、“单一概念方法”和“社区方法”。“一般概念方法”将社会问题看作是社会进程正常或自然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与社会组织、社会变化和社会解组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单一概念方法”是指在解释和研究社会问题时只是使用到某一个单一的概念或理论，比如说用社会冲突理论来分析某个社会问题。但其缺陷在于有时很难用某个单一的方法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完整的解释和说明；“社区方法”是以社区组织作为立足点，其关注的主题是社区行动，它要求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将社区的生态结构、劳动力分布、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作为研究的参考分析框架，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如健康、住房、娱乐以及美国化等都可以作为社区控制的实践问题来看待。在上述三个方法中，富勒强调社区方法的独特作用——它可以使人们从身临其境的团体、社会阶级和制度中去真正把握社会问题的孕育和发展；进而主张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将广泛区域中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变革力量以及社区重组等问题全部包括进来，从而对社会问题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

而在如何认识社会问题上，富勒首先强调要把握社会问题的特点。就其特点而言，他认为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会相同，但是它们都具有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它们的情形被一些集团看作是与社会的公共福利目标相背离，其存在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具有广泛性，而不同社会团体共同面临的问题又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把握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区分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会导致在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上的混乱。因此，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政治、道德、伦理等问题的充分自由讨论就会出现在政策决定的过程中。

在此基础上，富勒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到三个事实，即“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事实”、“与政策有关的事实”以及“与行政效率有关的事实”。“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事实”就是人们不需要考虑情感或改良方面的问题，所需要开展的工作就是收集资料、提出假设及进行一般可能性的预测。“与政策有关的事实”是指社会学家从公共政策的视野来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完全停留在科学理论的框架内。如果他是基于现实的立场。就需要使他的学生充分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问题不仅体现在其根源探究上的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情形的危险性是以它极大地背离人们珍视的价值观为前提。“与行政效率有关的事实”指社会问题被界定后就需要将其分解成一系列特别技术问题并提交给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专家，一些相应机构的建立、制度的制定及负责官员的任命等工作就需要展开，如青少年法庭、公共事务委员会、社会保障部等，随即涉及行政部门的效率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必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才能解决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富勒的研究思路相当明确而清晰，就是从对“社区方法”的强调延伸到关注社会问题的特点，然后再回到社会问题与政策及行政效率有关的事实。“社区方法”要求从社区的视野来分析社会问题，但把握了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意味着解决了社会问题，它还涉及伦理、道德等价值判断，社会问题的这一特点就使其与对公共政策的团体诉求联系在一起，而“与行政效率有关的事实”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这样的分析路径就实现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连结。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社会问题自然史观”是在1941年才正式提出，但其基本的分析路径在1937年就已经初步形成。

二、以价值观来界定社会问题及分析“道德问题”的政策诉求

1941年2月，富勒和迈尔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个社会问题理论的一些方面》。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指出了以往社会问题研究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他们认为过去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弊端，社会问题是被“给予的”。而不是一个“被证实的”现象，他们假定的某些条件是社会人问题必须具备的，或者是符合他们的价值判断，或者是因为在教科书中已经被长期地讨论。富勒和迈尔斯主张。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到的、对社会规范的背离情形，而这些社会规范又是被社会中相当多数的人所珍视。每一个社会问题都具有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客观特征包括可以加以辨别的条件、情形或事件，主观特征则表现为某些人群对这些条件、情形或事件的察觉或界定，认为它们已经背离了自己的最高利益以及意识到必须要对它们采取行动的共识。因此，直到一些特定的人群认定这些客观条件已经与他们的福利及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时候，这些情形作为社会问题才会得到凸显。他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可以从人口统计数据得到说明。以一个人口过度密集的社区为例，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该区域食物和自然资源以及物品和服务的分配等因素就构成了客观条件。而该社区的居民可能会为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疾病的流行和死亡率的上升而感受不满和痛苦。尽管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但是如果人们

没有意识到这些情形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们就有可能不去对这些“问题”展开辩论，也不会组织起来共同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问题就是人们认为“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个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方法就有可能形成，它主张从价值观的冲突上来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界定，而不赞同仅仅将客观条件当成社会问题，或者在如何采取行动上没有达成一致视为社会问题，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既体现在有关情形的最初认定上，也体现在随后的解决方案上，因此就需要区分“物理问题”、“改良问题”和“道德问题”三个层次。

“物理问题”是指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对所有人的幸福造成威胁的情形，它与价值判断没有丝毫的联系，它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力量，需要区分情形自身以及情形效果，正如地震本身并不包括价值判断，但它的结果却与道德判断直接联系，必然会引起道德评价和产生政策决定“改良问题”说明人们在对一些不良情形的认识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改良方案上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该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和行政改革方案。它与“物理问题”不同。因其人为的价值判断因素而真正地具备了“社会的”性质。“道德问题”指那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人们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有统一的观点和看法，一些人并不感到需要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在社会价值观上造成混乱。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更多地集中于改革的技术和手段上，而不是基于共同目标和终级价值达成的共识上。从层次上看，“物理问题”处于低级层次，“道德问题”属于高级层次，“改良问题”居于中间水平。同时，三者的区分具有相对性，存在着逐级提升、转化的可能性。当最初层次的“物理问题”逐渐远离工程、医学等具体科学领域而涉及公共政策议题时，就进入第二个层次而成为“改良问题”。当这些问题被归类为“道德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与我们的价值观保持着距离并发生了冲突，此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一个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物理问题”在本质上并不能看作是真正的社会问题；“改良问题”已经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形成了共识，并体现在解决该问题的主张和呼吁上；而“道德问题”则涉及对这些情形正确与否的判断及解决该问题的政策制定问题。这样就将“物理问题”、“改良问题”和“道德问题”发展演变和相互转化路径清晰地勾勒出来。

这篇文章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义了“社会问题”的内涵，将社会问题区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成为了“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重要基石；二是使得对“价值观”的强调成为“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本质特征，它不仅成为社会问题“主观定义”的重要依据，而且也为“道德问题”在“政策决定阶段”的凸显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三、“自然史观”的理论框架及具有范式意义的三阶段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研究范式，“社会问题自然史观”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在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的同时，也对广大产业工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而也促使了拖车居住者营地的产生；而在另一方面，富勒、迈尔斯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准备也为“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1941年6月，理查德·富勒和理查德·迈尔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一个社会问题的自然史观》，标志着“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正式提出。其基本理论框架是：首先定义“社会问题”和“自然史观”，将价值判断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然后进行案例分析，概括社会问题从“觉察”、“政策决定”到“改革”的三个发展阶段，实现“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联结，从而把握了社会问题产生发展的规律性。

他们认为首先要界定“社会问题”和“自然史观”这两个概念。“社会问题”是一种相当多的人都同意的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是对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规范的背离。每一个“社会问题”都由“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组成。“客观条件”是指一种可以通过实证加以认识的情况，人们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觉察和感觉得到，它的存在状况及其数量能够被人们所认识；而“主观定义”则是指某些个人意识到这种客观条件对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的威胁。对于“社会问题”而言，“客观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相当多的人都认为这种客观状态是对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规范的一种背离。社会学家不仅要研究社会问题产生的客观条件，而且还要研究身处其中的人们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会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一种状况形成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而“自然史观”的概念，是从上述有关社会问题的概念中派生出来的。在关于“社会问题”的概念中，概括了所有社会问题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暗示了所有社会问题产生发展的规律性。因此，“自然史观”只是作为一个对构成社会问题的有关条件进行检验的一个理论工具。为了说明和论证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富勒和迈尔斯以“底特律市拖车居住者营地问题”为例来说明社会问题从萌芽、发展、演变到最后解决的全过程，并概括分析了“觉察”、“政策决定”和“改革”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在“觉察”阶段，社会问题的演变从相安无事开始，相应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均不具备。随着麻烦出现、抱怨增多，表明社会问题客观条件的具备及危害性的显现，而大众传媒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以及公众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介入。说明公众、权威机构对这些问题已经作出了负面的价值判断，因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此时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了真正的“社会问题”。在“政策决定”阶段，有关拖车居住者营地的保留或撤除及管理手段问题就成为各利益集团争论和博弈的焦点，拖车制造商协会、流动房屋居住者协会、房地产商、拖车营地附近的居民等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拖车居住者营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的办法及自己的政策诉求，同时他们也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向政府陈述自己的立场，向政府施压，使自己的政策诉求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为政府所接受，最大限度地实现集团的利益目标，而政府作出的对拖车居住者营地加以约束和限制的政策也是各利益集团博弈和压力集团施压的结果。在“改革”阶段，由相应的政府机构执行政策诉求，将制定好的政策通过具有公共权威的政策执行机构加以实施，这属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制度化阶段。在“改革”阶段继续进行政策决定，但只涉及方式方法等技术性问题，需要制定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条例来实现政府对拖车居住者营地进行适当的约束和限制的政策目标，这些工作属于有关部门的特定职权范围。通过这些管理和约束来平衡各方利益，保持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最终解决拖车居住者营地问题。由此可见，“社会问题自然史观”把握了社会问题演变、发展的规律性。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探索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根除，将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分析、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理论发展路径。它从社会问题“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的分析人手来强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然后通过案例分析来概括总结社会问题在“觉察”、“政策决定”和“改革”三个发展阶段的演变和重要特征。从理论发展和观点继承上看，这些观点和思想在他们早先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得到了体现，且不同时期的成果相互论证、互相支持，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和相互支持的框架结构。因此，“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概括和提炼可以看作是富勒和迈尔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它在论证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联接基础及实现过程的同时，也为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模型，体现了对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意义。

[责任编辑：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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