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石刻及拓片的文献价值及保护与利用探析
时间：2022-10-27 来源：博通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古代石刻及拓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源之一。作为文献载体之一，古代石刻具有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策等多种功能，内容极为广泛，与简帛文献、纸本文献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三大主干。拓片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保存文献、考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料，还是研究书法史的珍贵实物标本，其保护与利用都有待加强。
关键词：河洛地区；古代石刻；拓片；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2-0165-03
石刻文献早在宋代就已引起金石学家的重视，近年来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石刻文献的保护与利用状况却令人堪忧。据调查，目前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数家致力于石刻文献拓片元数据的研究并开发建设了专题数据库，更多图书馆、博物馆的石刻文献原件及拓片仍被束之高阁，处于正在整理或待整理状态。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位置优势，注重特藏文献建设，征集了为数不少的河洛古代石刻与拓片，并重视保护与研究利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古代石刻及拓片的文献价值
古代石刻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墨子》中就有“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的记述。《太平御览》卷536《礼仪部》引桓谭《新论》云：“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余处，而可识者七十有二。”古代石刻品种繁多，有碑刻、墓志、摩崖、塔铭、题记、石经、石帖、造像、画像等，且分布地域广阔，内容形式丰富。作为文献载体之一，古代石刻具有记事、纪功、颂德、褒奖、警策、训谕、惩戒、纪念、抒情等多种功能及多方面的独特价值，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军事、法制、吏治、文字、语言、宗教、民俗风情、文学、经济、科技、建筑、中外交流、名胜古迹、灾异、天文、科技等无所不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古代石刻，与简帛文献、纸本文献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三大主干。“其中蕴藏着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史学、医药、科技等多种学科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与丰富的石质文物相伴随且并行于世的是在文物本体上拓印出来的纸质文本——拓片。拓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中国传统技艺产品，它使用宣纸和墨汁将石质文物和青铜器铭文上的文字（即学界称为金石文）或图案，通过一系列的工序，清晰拷贝出来的一种工艺产品。拓片以1：1的比例，真实反映了原物的面貌，在不能接触原物的情况下起到了替代原物的作用。拓片从种类上来说，有甲骨文拓片、秦汉瓦当拓片、墓砖拓片、汉画像拓片、古币拓片、铜器铭文拓片及碑志拓片，而尤以碑志拓片数量最多。拓片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保存文献、考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料，还是研究书法史的珍贵实物标本。如造像铭文拓片多为历代造像的发愿文，研究者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发愿文内容变化了解不同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对生活的追求。
二、河洛古代石刻及拓片的馆藏情况
洛阳地处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古河洛地区中心，该地区孕育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地上地下都遗留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遗存，而古代石刻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碑刻墓志，是研究古代河洛地区历史与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本着弘扬河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目的，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置了“河洛文献特藏部”，统筹开展搜集、整理、保护和研究河洛地区古代石刻及拓片资料的工作。近年来在河洛地区征集到上自北魏、下迄明清的墓志348方、志盖200多方，其中以唐代墓志为主，另有汉代石虎、汉绿釉斗兽罐、汉绿釉奁、隋青瓷镇墓兽、唐高浮雕六屏仕女图、唐三彩天王武士俑、五代石刻龙身及其他石刻艺术品等90多件，累计共600余件；碑帖、墓志、摩崖石刻拓片2000多幅，其中包括馆内收藏的348方墓志的全部拓片。
上述古代石刻及拓片，部分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如《唐故河南府河阳县丞陈府君墓志铭并序》由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在天宝八载所撰并书丹。该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它是夹杂行书的行楷作品，而唐代墓志大都是隶书、楷书。其次，该志由徐浩一人撰文且同时书丹，而一般情况下，墓志的撰文与书丹分别由两人完成。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曾对这方墓志赞誉有加。《唐刘夫人王氏》墓志，它的志文是从左往右书写，十分独特。《唐徐峤夫妇鸳鸯墓志》，即徐峤与其夫人王琳的合葬墓志，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笔书写，为现今所见颜氏最早的书法作品。《唐崔安俨墓志》志盖的反面刻有其夫人的墓志，这在唐代的“鸳鸯志”中非常少见。
馆藏石刻拓片中比较珍贵的当属具有河洛文化特色的名碑名帖拓片，如西晋辟雍碑、龙门二十品、王铎书《琅华馆帖》等，尤其是唐《升仙太子碑》和宋《会圣宫碑》拓片。《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存世的唯一书法真迹，碑额题“升仙太子之碑”六字，笔画呈鸟形，丝丝露白，似枯笔书就，称“飞白体”。唐代飞白书有隶书姿态，如章草笔法，具笔断意连、卷曲飞动之妙趣。而武则天的飞白书还有鸟形修饰，非常奇特。碑文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除此之外，《升仙太子碑》还汇集了初唐几位著名书法家的书迹：碑文的刊刻首先由著名书法家钟绍京奉旨用双钩法将武则天所书碑文描摹上石；而碑阴有唐初书法家薛曜书写的武则天《游仙诗》，笔划纤细瘦硬，别具一格；还有薛稷、钟绍京书写的《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可谓汇集初唐书法作品于一体。此碑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是天下女书第一碑。在封建社会里，书碑之事向来被视为非常庄重严肃的工作，不许女性染指，而武则天却以无畏的胆略打破了传统的惯例，成为中国妇女书碑的第一人。宋《会圣宫碑》高9.2米，是中原第一巨碑。我馆的《会圣宫碑》拓片是上世纪60年代拓的，气势恢宏，是我国少数巨拓之一。现在这座碑由于损坏严重已不能再拓印了，因而馆藏的这副拓片就显得尤为珍贵。
三、河洛石刻及拓片的征集与保护
由于石刻体积普遍较大，保护工作相对困难，人为破坏也时有发生。如西安碑林中保存的许多著名的唐碑，有相当一部分碑首、碑座佚失。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工业发展加剧了空气污染，酸雨对石刻的腐蚀很严重，使得石刻表面风化脱落，文字、图像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消失。此外，由于许多群众缺乏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及文物保护意识，不少珍贵石刻被当做日常生活器具或建筑材料的替代品而遭到损坏。如我馆征集到的《唐陈君赏墓志》，字迹部分清晰部分模糊，就是因为它的一边被埋在土中，而另一边被当成踩踏的台阶。因此，抢救及保护古代石刻及金石拓片的任务刻不容缓。
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遗产保护措施，我馆非常重视河洛地区的历史文物遗存，特别是古代石刻及金石拓片的征集与保护，在馆藏文献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用于寻访和收购河洛地区的古代石刻及金石拓片。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图书馆征集到的河洛古代石刻及拓片数量不断增多，质量明显提高，并具备了一定规模。作为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以古代石刻与拓片为特色馆藏的图书馆，我馆在全国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为了妥善保护好征集到的古代石刻艺术品，图书馆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最终选择“建馆集中保护”的方法。为此，图书馆在建造新馆时，特别设计和建造了“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精心挑选出其中的100多件石刻艺术品进行展览，展柜设计及文物陈列器具均符合石质文物保护的要求，以确保石刻展品的绝对安全。展览共分三个区域：第一部分是墓志展区。墓志展览采用一方墓志对应一件拓影的形式，按照墓主卒年先后顺序排列，分为北魏隋墓志展区、唐五代墓志展区、宋明墓志展区；第二部分为鸳鸯志展区，鸳鸯志也就是夫妻合葬墓志；第三部分是古代石刻艺术品展区。其中的《唐高浮雕六屏仕女图》是唐代一位贵夫人的随葬品，表现的是闲庭游玩的场景，其雕刻异常精美，贵夫人的手指、衣纹等都雕刻得非常精细。这副石雕还展现了唐代人的服饰样貌及“以胖为美”的时代特征，其中来自西域的一对小狮子狗则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盛行的见证。
“拓片以特殊的手段复制了原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原物的作用，又因为拓片比原物更容易保存和携带，即便是原物遗失，也可供人们继续研究。”但传统手工方式拓制拓片与石刻文物保护之间又存在矛盾，因为拓片的制作需要用蘸有墨汁的拓包在附着于原石或器物上的宣纸进行捶打，这必然会对文物本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且传拓越多对石刻的损坏就会愈加严重。因此，图书馆对征集到的古代石刻品中的348方墓志仅拓印一次。
由于拓片的载体主要为纸质，质地疏松、含微生物多、易吸潮发霉，且还容易受到虫蛀鼠咬、自然侵蚀或人为损毁等原因，给拓片保藏、利用带来诸多困难。保存拓片的场所应为通风采光好的库房，并配备防紫外线灯管、恒温、恒湿及通风等现代化设施，以及温度、湿度测量仪和吸潮物质，并安排专业人员管理，全面完善馆藏石刻拓片的保护措施。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普及，还应充分利用数字处理技术，将石刻拓片通过数字输出设备在互联网上展现原貌。可以说，数字拓片是传统拓片的延续、发展及补充，是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拓片艺术的一种新途径，也是保护石刻文物的一种新思路。同时，进一步以拓片扫描的数字化影像文件为基础建立的拓片数据库，“既保护了古文献，也增加了文献的多种表现形式，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接近它们”。
四、河洛石刻及拓片的研究与利用
针对古代石刻及拓片而言，征集与保护是研究与利用的基础，而研究和利用又是征集与保护的促进，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近年来，我馆以馆藏的河洛古代石刻及拓片为依托，多方面进行开发利用与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首先，新馆建成并开放的“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又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珍，目前已成为我校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学期都有众多学生前来参观鉴赏，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功能。此外，作为我校一张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它还是对外宣传和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自开馆以来，慕名前来参观考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据粗略统计，外宾来自日本、泰国、韩国、爱尔兰、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涉及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区；国内来参观访问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及其它行业领域。
馆藏的河洛石刻及拓片，还是我馆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和保证，而“河洛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则可以为更多、更广泛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服务。为了方便读者查询和参阅，特藏部工作人员还将装裱过的500余份馆藏墓志拓片整理、归类、收藏，并制作标签、整理目录。近几年来，我馆以河洛石刻及拓片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主持了河南省社科联项目“洛阳出土墓志对唐代书史的贡献（SKL-2009-654）”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1028）”等，参与了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新见洛阳流散唐墓志汇编（0930）”、“碑别字字典（0746），"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10BZS016）”的科研工作。2011年9月，“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日本明治大学等国内外3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我馆郭茂育、牛红广、张洁等三位同志提交了论文，并作了精彩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对我馆碑志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肯定。
五、余论
从上述我馆在古代石刻与拓片的征集、保护、利用、研究等实际工作看，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尚有许多地方还需提升和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囿于文献购置经费的短缺及馆舍面积的限制，一些古代石刻至今仍封存在地下室中，而大部分拓片则置于库房中没条件对外开放，导致一般研究者及文物爱好者难睹真容，这不利于其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及艺术价值的全面展现和充分利用。
二是还需强化对石刻及拓片的征集、保护与宣传力度。如可以考虑拍摄专题电视片、出版大型画册、图片、制作纪念品等，通过多方面的宣传出版工作进行文物保护和历史考古知识的普及，以促进河洛地区古代石刻及拓片的征集与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是相对于古代石刻而言，馆藏拓片的保护与利用比较滞后。对今后馆藏拓片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可实施常规保护与精品利用相结合的办法，精心选择一批价值较大、书法水平较高、拓制精美的拓片，以“拓片珍品馆”的形式进行长期展览，从另一视角发挥其应有的文献价值。
四是尝试将“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及馆藏“拓片珍品馆”推向市场，与当地风景名胜相配合，形成河洛古代历史文化一日游的内容之一，以丰富古都洛阳的文化旅游内涵，向全社会展示河洛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促进河洛地区古代石刻及拓片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更深入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