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学习教育党史故事汇总20个

　　从青年人的角度看，生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遥远未来；从老年人的角度看，生活宛如一个非常短暂的往昔。以下是博通范文网小编为您推荐党课学习教育党史故事汇总20个。

　　1. 毛泽东禁徇私: 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警卫战士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第三天天不亮，他又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警卫战士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警卫战士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警卫战士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2.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3. 王新亭将军的家规。

　　1963 年的一天，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上将王新亭同志，偕同夫人田维新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为外国军事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当王新亭夫妇谈笑风生地和大家握手的时候，一个青年军官走到田维新面前举手敬礼：“妈妈，您好！”人们同时一惊。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那年轻军官和田维新同志，又不无疑惑地望望王新亭将军。其中的一个负责同志正要开口询问王副总长，王新亭将军右手一挥，笑着说：“进去吧，时候到了。”人们疑惑不解，似乎在问：“王岳生的父亲不是总参的参谋王进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王新亭和田维新有 6 个孩子，其中就有 5 个参了军，为了叫他们丢掉高干子弟这根拐杖和大红伞，经受一个普通战士应有的锻炼，还是在大儿参军之前王将军就和田维新商量立了一条家规——“子女从军纪律”：孩子入伍填表时，在直系亲属一栏中只准写：“父亲，王进，总参谋部参谋”，入伍后不许透漏父母亲真实姓名和职务，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破坏家规。以后，他们的 5 个孩子先后在南京、北京、二炮等部队服役，个个都严守了这条家规，因此和他们一道共事多年的战友，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王新亭将军的子女。

　　4.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的“ 罢宴风波”。

　　王必成将军作战机智勇敢，带兵号令如山，令敌闻风丧胆。抗战时期，所部新四军一支队二团，被江南百姓称为“老虎团”，他本人被称为“王老虎”。解放战争时期，率华野六纵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王牌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名将张灵甫，闻名全军。和平时期，本色不变，以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忠实，对工作的勤恳扎实，对战友的忠厚朴实，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铁骨柔情的英雄形象。王必成将军吃饭喜欢一人独餐，一桌一椅，一碗干饭，两碟小菜。很少与家人共餐，几十年如一日。他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的，均严词拒绝。直到宴席撤去，他才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他下部队经常会上演“罢宴风波”。从不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作出的决定，言必信，行必果。

　　5.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 120 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 5000 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 84 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6.陈云对家人实行“ 三不准”。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他的女儿陈伟华在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7.彭德怀的“ 特权”。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8.叶挺将军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曾亲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做一个真正的人。

　　9.先行者李大钊 ：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京运回故乡的。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1920 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 年4月 28 日临刑前，他对其他 19 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 240 银元，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 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0.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1950 年 3 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1952 年 10 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 年 4 月 28 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1957 年 10 月底，中央决定组成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40 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提名宋庆龄为代表团主要成员。这个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虽然是非党人士，但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宋庆龄当成自己同志看待。生命最后一刻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 年春，88 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她的病情。看到宋庆龄病重，王光美专程前往中南海求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了宋庆龄多次要求入党的问题，并询问说：“如果宋副委员长现在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胡耀邦当即表示：“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王光美在得到中央的意见后，再次探望宋庆龄。她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法?”病中的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她同意入党。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已不能说话的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王光美当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电话，把宋庆龄的意见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5 月 29 日晚 8 时 18 分，宋庆龄在京溘然长逝。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11.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不为一台照相机搞特殊 1954 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时，他 15 岁的儿子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事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的同事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必武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这件事，并叫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照相机市价的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气，知道他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了照相机。

　　12.饿倒在粮食挑子旁的粮草官。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 24 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 多斤，徒步 300 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 120 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 5 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3.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但党的第一个章程是在 1922 年召开的二大通过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共有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二大党章将纪律单列一章，下有九款条文，占整个党章 29 款条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见党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视以纪律约束党员行为。二大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又开列了八种开除党员的情形，包括“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

　　14.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

　　1922 年 9 月，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 1922 年 9 月至 1925 年 8 月这三年时间中，安源这个位于赣西萍乡的煤矿小镇一跃成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党校是中共第一所党校，它于 1924 年 12 月开学。开办初期由安源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各派 30 人进入党校学习，刘少奇、汪泽楷等曾在党校授课，学习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俄国共产党史、国际青年运动等，党的四大后又重点学习了四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安源党校的优秀毕业生还曾被派去苏联继续深造。安源党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日后党校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5.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史。

　　1925 年 10 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 年底至 1926 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的报告，后来由向警予等根据其笔记加以整理后在党内流行，这是中共的第一部党史。按蔡和森本人的总结，这部党史“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这部党史开篇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由此可见，蔡和森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党史说党史，而是将其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框架中予以观察分析，体现了他的理论追求与广阔视野。

　　16.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

　　中共党旗长期没有统一样式。今天我们参观位于武汉的中共五大会址时，可以看到会堂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画像右方悬挂中共党旗，这面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正中以黄色写着 C.C.P 三个字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194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党旗式样，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还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的党旗分发给各主要机关悬挂，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党旗。1945 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七大，会场上悬挂的党旗左角上是锤头镰刀，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党旗基本相同。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对党徽党旗的规定，并单列为一章，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17.六只木船过金沙。

      当红军到达金沙江畔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人马均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这样，红军全军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纵队身上。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弄到了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哨卡。当红军战士冲进哨卡时，从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官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川军的 4 只船，连同原先的两只船，现在已经有了 6 只船。不久，红军千军万马靠着这 6 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当时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过江的呢?陈云曾回忆说：“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得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红军的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还与极好地组织船夫密切相关。船夫第一天只有 18 人，后来增加至27 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党的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当时每天日夜工资大洋 5 元。工人“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后，除工资外，各给船夫大洋 30 元，因此船夫对红军颇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参加了红军。

　　18.纪律严明的“ 新四军” 。

　　1942 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19.爬雪山过草地—— 信念与意志的考验 。

　　在毛泽东诗句中，这一缕山脉有个诗化的名字，叫千里岷山。实际上，它北起甘肃岷县，南至四川茂县，南北贯穿达 500 多公里，四川境内主要为岷山的中段和南段，是岷山的主体。就在这群山附近，红军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为艰难的道路：雪山和草地。红军三大主力在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不愿意丢下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友，炊事员背着做饭的大锅和尽可能多的食物，很多炊事员在雪山顶上坐下，就永远不能再站起来了。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身体消耗已经到了最大限度，无法空腹前行，饥肠辘辘的红军开始打量起自己身上唯一可吃的东西。在 13 集团军某红军团 4 连的荣誉室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格外醒目，照片里仅有一条被截去一段的老式牛皮皮带，皮带背面烙有“长征记”3 个字。这条皮带的主人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红四方面军 31 军 93 师 274团 8 连周广才。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也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它们就是任弼时和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1935 年 11 月，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此时，红四方面军刚过草地，粮食难以征集，野草也被采完，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吃什么呢?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 3 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但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后，他将吃剩的皮带一直保存着，以作留念。1938 年，任弼时从山西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条皮带交给了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后来，李少清又将其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半条皮带至今仍保存着用刀分割后的痕迹。

　　20.邓小平的“ 家书”。

　　家书最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1920 年 7 月，16 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家人。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1925 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 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1939 年 8 月，时任 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 9 月与卓琳结了婚。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 129 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2014 年，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 1976 年 6 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 301 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交民巷 17 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住进了 301。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散步。6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与家人不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力。“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当时还没有结婚。邓小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顾她。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邓小平说：邓林即将毕业，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 年 2 月 9日的信）。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 年 2 月 3 日的信）此时邓小平已接近 70 高龄，卓琳也快 60 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 年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家书呢?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之前有人说，1993 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希望。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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