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风险社会视域下国家认同机制的建构

时间：2022-11-04　来源：博通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相对于传统社会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和简单性，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削弱和消解了个体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培育和强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需要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性制度与机制的支撑。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先进的社会文化系统、多维度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建构持久的国家认同机制的制度保证。

关键词：风险社会；国家认同；机制建构

中图分类号：F2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65-04

由于当代社会的变迁，国家认同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学术话语和实践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围绕国家认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这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的我国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紧迫性。

一、风险社会的现实与逻辑理路

（一）风险社会：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

1．风险社会的内涵。风险社会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一般认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指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冲突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不仅仅来源于自然与科学技术，也可能来源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1]。相对于前工业社会风险的自在性、可计算性、地域性等特征，当代社会的风险具有风险主体的多样性、风险的隐蔽性、风险扩散方式的延展性、风险的不可计算性等特征[2]。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3]。

2．社会风险影响的多维审视。风险代表了现实世界的一种状态。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就风险的负面影响来看，表现形式有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两种。显性的危害指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如人员的伤亡，设施的损害，资金的流失等。而隐性的危害则是长期和潜在的，即以非实物形式存在或表现出来，如对投资环境和经济秩序的破坏；对民众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践踏；对政治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等。就危害影响面来讲，给个体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风险社会使得个体紧张度增强，造成人们的生活成本加大；风险社会使得社会发展的效率和稳定机制受到威胁；风险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体系，传统安全观正在被非传统安全观所取代[2]。同时，社会的风险也有积极作用：风险的存在创造了有活力的经济和创新型社会；风险是全球资本发展的推动力、进步的积极力量以及参与基于技术的全球化时代的前提[4]。无疑，风险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机制的不断创新以及个人的发展也创造了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高风险社会。除具备西方学者所揭示的风险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我国目前社会风险的特征与成因几乎是合二为一的社会累积过程，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然性爆发等[5]。目前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社会风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和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的风险）、政治风险（国家安全和地方的和谐稳定面临威胁）、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重要战略物资的短缺等），这些风险的存在对现有的公共决策模式及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3]。

（二）逻辑推演：从社会风险到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内涵，已有研究中，很多学科都对国家认同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其内涵归纳如下：一是谁认同，强调国家认同的主体是一国的公民或人民；二是认同什么（国家认同内容的建构性），即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经验、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或因为对制度、法律、政策、领导人等公共形态权威的认可和接受，所产生的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为了使其像自己期待的那样更加美好而为之奉献和效忠的心理和行为。三是认同到什么程度（国家认同的强度弹性），即对认同对象的强弱程度，包括：异同感、归属感、效忠感、理想感、立场感等[6]。国家认同分为：归属性国家认同(关注“作为公民，我是谁”或者“我属于谁”)和赞同性国家认同（关注公民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二者之间对立又统一，共同组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双元互补结构[7]。

一般认为，高度的国家认同有利于维系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国家的统一，体现了一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统治和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同时，对国家认同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公民个人的各种行为和基本偏好，对于个人融入社会生活，保证个人的本体性安全，确立生活和道德的方向感等有重要作用[8]。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的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认同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为各个主权国家捍卫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武器。反之，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体系及历史传统文化等产生怀疑、疏离以至于厌恶的心里和行为，将会极大地削弱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影响国家认同程度的变量：一是国民对国家的期待程度；二是国民感觉国家对这种期待的满足程度[6]。造成个人对国家认同的变化以及对国家认同的强弱程度，首先取决于国家对国民期待的满足程度。国民需要的满足应当包括物质生活需要、精神性需要等。其次，是国家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问题。构建合理的公民文化教育内容，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将自然人塑造成社会人和政治人。传统社会具有生活空间的固定性、交往人群的確定性、承担角色的先赋性、国家认同的稳定性等特点。而全球化背景下，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不断变换着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文化概念，使得传统社会的这些特点正在消失。我们正在进入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中，即一个全面相对化、没有确定性和固定性的港湾，随风漂移、各种风险日益增多且防不胜防的生活情境中[9]。不确定性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原则，这种不确定性对个人的认同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由于传统社会例行的日常生活被打破，社会认同的稳定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本体性焦虑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二是在由高科技、高理论建构起来的风险社会中，怀疑主义原则向社会认同领域渗透，个体必须通过不断怀疑、批判、理性算计来获取社会认同，但能否获得稳定的社会认同、超越认同危机却不得而知[8]13。正是时代变迁导致人们的生存境遇发生变化，为国家认同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时空场景，使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因此，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在传统国家的地域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就一国来说，不仅会影响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而且使得原有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机制受到挑战。

二、我国国家认同的场域变迁

（一）计划经济：国家认同的高度一致。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单向性的行政控制模式——由国家通过行政领导的方式、组织结构的高度单位化、中央极强的社会控制力，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性整合机制。经济上，中央政府通过掌握所有重要资源的配置来实现对经济的控制；政治上，党政权力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深入到基层单位，使国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社会控制力。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社会自治和组织能力差；社会成员的职业和身份等级界限分明。社会各单位承担了国民大部分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功能，在个体和风险之间构筑了一道防护层。思想文化上，建立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成为社会主导观念被普遍接受。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人民对国家的总体性认同在三个基础性领域的高度匹配。那时国家认同以阶级认同为轴心，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被要求的是信奉共产主义理想境界、遵循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方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很高，认同表现出简单化、稳定化和统一化的特点。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整合机制所发挥的强大控制力，使社会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体化水平，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对国家有高度的认同。在民族地区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地区，分到了耕地牲畜的各族农牧民和解放了的农奴很感激政府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民主改革”，他们有“忆苦思甜”的对比为参考系，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社会主义有很深的感情[10]。那时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度也很高。

（二）市场经济：国家认同危机的显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历了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我国的社会发展机制在推动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造就了“五个发展不平衡”，即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我国的经济制度、财富分配机制、就业机制都发生了重大结构调整，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追求利益促生了人们奋斗的积极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同时，市场经济又加速了利益分化。随着国内由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建构，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换，政治生活表现出新特点：竞争性的价值多元化局面；制度取向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平民人格成为基本的人格典范；开放的精神灌注到社会的各个界面[11]。文化（意义）系统的构成经历了从价值取向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具有政治淡化倾向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使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被严重削弱。组织方式上，也经历了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到双向互动的多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的基本组织方式逐渐被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性质的管理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治理方式所取代。社会福利渗透方式也从相对均衡渗透向非均衡渗透的趋势转变，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渐丧失，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一时难以健全，致使社会个体不得不直接面对各种社风险。以上的深刻变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是群体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使社会整合所面临的群体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群体结构分化，身份可变性增加，社会异质性增强。二是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表现为组织自主性增强、组织的非政治性和经济利益色彩增强、组织的开放度增加。三是社会制度结构由分化到重组，使整合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社会制度，但制度结构的变化仍赶不上经济生活的变化速度[12]。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福利渗透、文化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匹配程度是不断下降的，上述变化使社会成员改变了原有的相互依赖机制，国家认同危机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文革”前后出生并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其参考系为中外影视节目中的 “城市生活”，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重新浓厚起来的宗教氛围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新的精神支柱；境外势力的影响也随着对外开放而逐步增强，这些影响有可能会加強部分干部和青年的族群政治意识而淡化国民意识[10]。

三、风险社会下国家认同机制的建构

（一）国家认同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人天生地具有群体认同意识。这种促生因素既有外部环境的迫使，又有需要本能的诱使。从当前的外部环境看，是全球化、市场经济、风险社会状态的必然反映，这在文中前面已经阐述。从个人的需要看，同类相融、异类排斥是一种生物现象，是人的一种本能。同时，人又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任何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群体和社会。依据个人身份角色的不同，在不同场景中可以有多种归属的认同。另外，对资源的竞争也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区别，强化了个人对某一团体的认同意识。当个体愿意也感觉到自己已归属到某一团体中，也相信自己能在其中得到发展，就会自觉形成忠诚感和奉献精神。国家认同的国际经验表明，基础性制度的支撑，完善的社会发展机制是实现持久性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国家认同机制就是保证公民热爱祖国、忠诚于国家的一系列制度、措施、观念及相互关系、起作用的方式等。而国家认同危机的出现就意味着国家的某些制度出现了缺位、错位或越位情况。个体对国家认同度的状况直接取决于国家对个体需要的满足程度。

（一）机制优化：国家认同机制建构的关键

作为哲学方法论意义的分析范式，机制具有注重全局性、突出关联性、强调择优性的特点。其中，机制研究的核心是解决它的最优化问题。建立机制的好处在于能够保证好的制度得以贯彻执行，不会因为人员的流动而使这些方法流失，保证这些制度和方式方法能长期起作用，即建立起长效机制。社会发展机制优化就是针对社会发展机制的僵化、逆反、紊乱、缺漏等非正常现象进行的转换、改造、引进、创立等工作，是对社会制度、管理体制、行为规范、思想观念的深层次健全与完善目的在于克服社会发展机制病象（如因为制度缺位、错位或越位造成的机制运转失灵问题），扫除社会发展机制运行的障碍，为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机制环境。机制优化是社会系统论的核心议题，某一社会系统能否快速、有序、稳定地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发展机制是否处于优化状态。从制度哲学的视域审视，机制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病象，原因有多种，但根本的在于制度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从机制优化论的视角考察，制度创新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其设计、建构就必须着眼于机制的整体优化[12]74。

公民的国家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它需要一些基础性制度的支撑。以往的许多研究中，人们往往只停留在具体的微观视角，从心理层面或从政治社会化层面讨论国家认同，或者只是从宏大的社会背景，如全球化来思考国家认同的变迁和再建构，而较少关注在具体社会中国家认同是如何建构、如何变迁的，支撑着国家认同建构和变迁的力量是什么，即缺少中观层次的学术考察。事实上，中观层次的研究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支撑、变迁等至关重要。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性制度支撑在中观层次上表现为：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及其相互关系[8]14。这种机制就是指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社会组织制度及其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国家认同的机制保障

面对高风险的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何以可能？国家怎样才能安宁和谐？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质就是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如何为理性和反思能力日益提高的民众接受并内化。这就必须满足国家所有成员对于国家内在忠诚的起码条件，即国家必须具有公共性保障。国家必须建构起对于所有成员都具有保障功能的公共制度，社会成员才可能产生对国家的认同。这种公共文化是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否则国家的内部稳定问题就无法解决；相应地，国家的外部实力也就大打折扣[11]13。

1.建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制与机制。要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包括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使传统的单向或纵向责任机制向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公共责任转变。复合公共责任即不仅要继续强化组织内部的垂直责任，还要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水平责任、国家之间的国际责任、每一代人之间的代际责任以及人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所有这些责任关系的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13]。

2.建构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组织三者相互协调的机制。当下国内面临新的社会主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有效地调适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重建社会生活新秩序”。如果社会组织、文化系统以及福利渗透作为国家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能够围绕社会生活秩序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适机制的重建，回归到一个相对匹配的结构中，那么，当前的社会建设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稳定的支撑点[8]162。其中，“社会福利系统指经济发展对相关公共领域的贡献程度以及各社会阶层由此提升生活质量的程度”；“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构成，如知识、道德、法律、归因机制和价值取向等，一般通过传媒、教育、人机互动等途径发挥作用”；“社会组织的功能在于向其成员灌输行动逻辑、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结构以及营造组织文化”[8]15。其中，社会文化系统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最为密切。“每个民族的道德准则都是受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这个民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 [14]。这段话启示我们，一种道德准则（意义系统）要被民众所认同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人们现实的生活条件与道德准则是否相符。如果道德准则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不相符合，既是反复灌输仍然只能无功而返，甚至还可能造成个人的痛苦和民族的瓦解。而人们现实的生活条件又是通过社会福利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体现出来。这两个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人们才会自觉地接受文化系统。具体对策如下[8]162-164。

首先，提升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满意度。像墨西哥、巴西等国尽管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但由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流动，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制约了社会保障分散风险功能的发挥。尤其是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分散，政出多门，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还远，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也有距离。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提升社会成员对福利渗透方式的满意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其次，构造涵盖面更广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国家发展、社会团结的精神力量和纽带。实现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是现代制度体系确立，也是现代国家认同得以构建的前提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总结并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通，各民族最大限度地认同中华文化。

再次，营造社会组织创新的环境。通过社会组织方式的不断创新，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通过社会建设和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逐步营造由国家、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比如，我国“社区共治”的局面正在形成。城市“社区建设”在社区服务的供给、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方面有很大发展。农村治理尝试体现在“村民自治”和“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工程之中。新的公民社区（或社会）的治理尝试超出了传统的在单一的政府行政系统内进行的局面，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由市场和社会能动参与的境域。

综上所述，我国已步入风险社会的现实，要求我们具备应对社会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形成由国家、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的社会多维治理结构。通过建构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三者高度匹配又相互协调的机制，从多方面为公民搭建起“社会安全网”，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才会自觉强化，持久的国家安全才能有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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