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定型

摘要：现代四川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在民国前期得到了初步发展，到抗战前夕形成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既是四川现代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四川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为战时四川高等教育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而且为现代四川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变迁；定型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65-06

现代四川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在民国前期得到了初步发展。在民国前期20多年时间里，虽然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环境当中，但其高等教育仍获得了稳步的发展，经过建设，到抗战前夕形成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缩影，它不仅是四川现代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四川社会的发展。鉴于目前教育史学界对四川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抗战时期，对民国前期的研究相对不足，在本文中，笔者拟就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国初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历史基础”与初步发展

四川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发端于清末。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不断发展，四川封建教育逐渐由衰落走向瓦解，新式高等学堂逐渐开始涌现，四川新式高等教育随之产生。1896年6月，四川总督卢传霖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该学堂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华文、西文、算学”，这不仅是近代四川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同时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清政府不得已宣布实施“新政”之后，1902年初，时任四川总督奎俊又效仿京师大学堂章程，把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合建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该学堂初设时仅开办有学习时限为1年半的速成师范科和学习时限为1年的普通科（即预科）。1906年起，又先后开设了体育科、学习年限为3年的优级师范科和正科（本科）。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借鉴日本的办学模式，它不仅是四川当时最高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西南地区第一所包含文、理、师范、医学、体育等多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确立了高等专门学堂的体制后，为适应省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四川又陆续兴办了一批高等专门学堂，主要有：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05年）、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创办于1906年，后改名为四川中等农业学堂）、四川藏文学堂（1906年创办，以藏文为主，1907年改名为四川省城官立方言学堂，重点转向外语为主）、四川工业学堂（创办于1908年，1910年改为四川高等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1910年）。这些专门学堂汇集了优级师范、简易师范、法律、英法文、农、林、蚕桑、采矿冶金、机械、应用化学、经学、史学、词章等专业（科），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一起，构成清末四川新式高等教育框架的主体和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胜利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给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1912年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制系统，规定高等教育机关有大学院、大学、专门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各分预科、本科。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以文、理二科为主；修业年限大学预科3年，本科仍为3年或4年，专门学校预科1年，本科与大学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1年，本科3年。要求学堂一律改学校。新学制颁布后，高等学堂纷纷改为学校。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改为四川高等学校（1916年停办）；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官班与绅班合并，改称“四川法政学校”，1915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政治、经济、法律三科。1912年，四川通省农政学堂改名“四川高等农业学校”，设农学科、林学科、蚕学科，后又改名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省城官立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四川省公立外国语学校）、四川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则分别更名为“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设英语科，曾设过法语预科）、“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设机械科、采矿冶金科与应用化学科）、“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改经学、史学、词章三科为哲学、历史、国文科）。1912年7月，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名为“四川优级师范学校”，由原有的优级、初级、简易三部变为只设优级部，重点培养中学和中师师资。1913年春，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改名为“四川高等师范学校”，设国文部、英语部、数理部，分预科和本科，本科学制3年，预科1年。1915年，又增设手工图画和乐歌体育两个专修科，学制2年。1916年，增设博物部。1916年，为了顺应全国国立师范学校名称统一的要求，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其他五大国立高师并列，这是四川教育机关有“国立”之始。为了给该校学生提供研究教育和开展实习的场所，1917年9月和1918年9月还分别开办了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1916年更名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后，学校发展很快（1916年四川高等学校停办后，大部分教师并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据1918年教育部统计，该校当时的专任教师和学生数，仅低于北京高师，名列全国第二；全年经费数名列第四，在北京、南京、武昌三个高师之后。由于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1919年3月，该校也由成都盐道街搬往“皇城”。

19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大学令》。《修正大学令》将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一律改为4年，大学预科改为2年，并规定设任意两科者都可称大学，单设一科者也可以称某科大学。。1922年，教育部又公布了“新学制”。“新学制”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规定有四：（1）注重天才教育，使优异之智能尽量发展；（2）大学分科系，专门学校可改为单科大学；（3）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4）大学采用选科制，大学和专门学院可设专修科；（5）废止预科。192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废止了民初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规定：国立大学设文、理、法、医、农、工、商等科，修业4-6年，采用选课制；在高级中学未普遍设置之前，国立大学得设预科，修业2-3年。《修正大学令》的颁布和1922年的学制改革，对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四川高等教育一次大规模的兴废分合与调整，促成了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的成立以及五大专门学校的合并，促进了四川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

1926年，国民政府批准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一部分独立，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师资、校产、院系设置、图书仪器实际上主要继承了四川高等学校），由张澜任校长。该校到1929年时，已设有文、理、法三个学院11个系。同年9月，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另一部分也改称“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龚向农任校长。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促动了四川公立外国语、农业、工业、法政、国学五大专门学校。1927年上半年，五所专门学校相继提请改为单科大学，1927年8月，由省长公署和教育厅召集多次会议，决议由五所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公立四川大学，并通过省长公署与大学院立案。合并后，原国学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外国文学院、工科学院、法政学院、农科学院。学校未设校长、而由各学院的学长（1930年以后才称院长）组成“大学委员会”共同代理校长职权。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的组建，完成了四川高等教育众水汇流的第一步。设在成都的这三所高校，不仅均为官办，而且更有两所为“国立”，这在当时除了北平、上海等发达地区，在国内盖不多睹，在西部地区更是令人瞩目。在川东重镇重庆，1925年，杨公托、万从木等在重庆铁板街创办了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36年迁至牛角沱），杨公托任首任校长。1927年1月，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向重庆市督办公署申请立案获得批准，这同时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艺术高校。

二、国民政府成立后四川高校的调整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成

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颁布了《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全国依各地之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行政事项”。1929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1931年，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5年外，其余均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研究院或研究所。研究所每所设若干学部，研究期限2年。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类，修业年限为2-3年。1930、1931年，国民政府又分别通令废止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预科。遵照这些高等教育法规，四川高等教育又进行了新的调整。

鉴于当时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足鼎立”造成四川高等教育院系重复，经费困难，力量分散，加之1928年1月公布的《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规定每省只设一所国立大学的要求，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国立大学，从1928年8月开始，四川省政府即指示教育厅开展将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的筹备工作。经过筹备，1931年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成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任第一任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成立时，设有文、理、法、教育（后并入文学院）4学院，有中文、英文、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11个系，体育、艺术两个专修科，本科学生1337人，专任教师178人，成为当时全国13所国立大学之一。不过，由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不够导致四川仍陷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当时的四川大学虽冠名‘国立’，实际上仍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学。1985年王兆荣辞去校长后，著名化学家任鸿隽于当年8月接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在任鸿隽的大力推动下，国立四川大学的正规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任鸿隽1937年6月离职时，国立四川大学有文、理、法、农4学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学、教育学、数理、化学、生物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农学、园艺、林学和病虫害系，四川大学真正实现了“国立化”。

除了成都高校众水汇流、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之外，这一时期四川还在川东重镇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高校。

在重庆设立大学的倡议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就在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只因四川政局动荡，经费无着，导致倡议搁浅。1929年夏，沈懋德、吕子方、吴芳吉、彭用仪等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东籍教授回到重庆，联合重庆工商界著名人士朱叔痴、汪云松、温少鹤、李奎安等，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并向驻节重庆的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建议筹办重庆大学，得到刘湘的赞同。经过认真筹备，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正式开学，刘湘亲自担任校长。

重庆大学在创办之初，学校以重庆菜园坝为临时校舍，仅开设有文、理预科，到1932年，文、理预科已招收6个班，学生140余名。1932年8月，开设招收本科生，分文、理两院，文学院由李公度任院长，设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两系；理学院由著名数学家何鲁任院长，下设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1933年下半年，又增设农学院，由刘伯量任院长，不久辞去，由兰梦九继任。1934年，文学院增历史系，同年学校迁至沙坪坝。到此时，重庆大学共有3个学院7个系，招收学生18个班，170余人。1934年10月，由于刘湘忙于军政事务，无暇兼顾校长之职，乃聘请矿业专家，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接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胡庶华接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后，对学校组织机构、学院进行了调整，重庆大学有了新的发展。1935年夏，重庆大学经教育部核准立案，并将四川省立工学院并入重庆大学，成立电机系、土木工程系、采冶系，原有文、农两学院则并入国立四川大学。1936年秋，工学院增化学工程系，并建实习工厂，理学院增地质系，另将数学、物理两系合并为数理系，同时又增没体育专修科，并受四川省政府委托，代办体育师资训练班。重庆大学1936年下半年开学时，全校教职员已达118人，其中教授34名，讲师25名，助教13名，职员45名（其中有教授兼任者）。此外，还有3名军训教官。1937年抗战爆发前，学校拥有理、工两个学院七个系（即数理系、化学系、地质系、土木系、机电系、化工系、采冶系）和一个体育专修科。1935年重庆大学正式成为省立大学（1942年被批准为国立大学）。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成立于1936年8月，1937年由省政府报教育部批准立案。该院由1933年8月四川省政府合并川东师范附设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和21军所设的中心农业试验场组成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改组而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设乡村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原为乡村社会系和农事系）。1938年教育部又命令改为社会教育系和农业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首任院长为甘绩镛。国立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创办后，四川高等教育大规模的兴废分合宣告结束。到抗战前夕，四川形成了以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高校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

三、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一）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首先，环境艰难，稳步发展。民国成立直至抗战前夕，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造成社会动乱，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直到1935年，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的时期方告终止，四川全省行政才得以统一。尽管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恶劣，但在一批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仍取得了稳步发展。如：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全国各省高校学生数比较，四川有学生2415人，位居全国第二。高校教员数四川有220人，位居全国第三。在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高等师范学校统计中，国立成都高师专任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在全国六所国立师范学校中仅次于北京高师。1918年的统计结果同样如此，当年全国六所国立师范学校在校学生数，北京高师（681人）位居第一，国立成都高师（388人）位居第二。在四川大学，到1937年时学校规模也有很大发展。当年该校有学生5619人，大学生5051人，研究生25人，专修科生16人，先修班生527人。1937年第一学期时，该校有专任教师413人，兼任教员64人，职员256人。1937年6月任鸿隽离职时，国立四川大学已开办有4个学院13个系。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抗战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其次，名家主校，成效显著。民国前期四川高校，不少大家、名师主校，担任校长，成效显著。如1922～1924年，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延聘学有专长的自然科学教师到校任教，聘请了部分外籍人员担任外语和西洋史教习，派遣教员出国留学，大刀阔斧对成都高师进行改革，在学科完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他的领导下，成都高师的党、团组织也不断发展，国立成都高师成了“民主堡垒”、“进步势力大本营”。1926～1930年，张澜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在执掌成都大学期间，他效仿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主张民主办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出“打开夔门，广延名师”，把四川的“蜀学宿儒”、新派人士和国内外知名专家聘请到校讲学和任教，一时成都大学人才荟萃，名师汇集。短短几年，即在当时全国的国立大学中脱颖而出，卓有声誉。校内进步师生在他思想自由的支持下，思想活跃，革命气氛很浓，一时成为“西南一代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1935～1937年著名化学家任鸿隽接任四川大学校长，在执掌四川大学期间，任鸿隽提出川大必须实现“国立化”和“现代化”，要实现川大的“现代化”，必须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任人唯贤，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打破学校招收新生基本上只是面向四川局限，将招生区域扩大到京沪、平津、广东、陕西等地，面向全国广罗人才，并使川大成为全国大学中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学府之一。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发展学术社团，活跃学术空气，把川大办得生气勃勃，使学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

第三，多立成都，布局失衡。民国前期，四川的高校主要集中于省城成都，在其他地区和城市少有分布。如在川东和长江上游重镇重庆，民国建立之初仅有几所清末遗留下来的法政学堂，如川东公立法政学堂、重庆官立法政学堂、重庆公立法政学堂、川南法政学堂、川东官弁法政学堂。民国建立后均改称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4年7月遵照教育部的规定并入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前夕，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成都高校鼎立、百花争艳，重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创办有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l所，没有公立高校。直到1929年才创办了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重庆高校不仅创办晚，而且数量少，在高校规模和总数、专业数量、社会影响方面远逊色于成都，专业的设置也较单一。如1934年重庆大学文、农两院并入四川大学后，重庆大学仅有理工科而无文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只有乡村教育和农事教育两系，远无法与成都高校相匹敌。

（二）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与影响

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既是四川现代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

在清末四川兴办的一批新式高等学堂的基础上，民国前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高校兴废分合，在抗战前夕形成了以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为代表，包括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和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高校构成，既有公立又有私立，以公立为主涵盖文、理、医、法、农、工、教育等多科较为全面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这些高校与清末高等学堂相比，无论是培养目标、课程没置、招收对象、教学方法和管理等各方面，都与清末高等学堂大相径庭。经过民国建立后的多次改革，四川高校的教育、教学制度、学校规章、管理体制亦逐步趋于完善，初步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面貌和基本特征，为抗战时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奠定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而且标志着四川现代高等教育的初步成型。

其次，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

民国前期四川高校不仅传授现代科学技术，也传播新思潮、新思想，高校成了革命力量孕育的重要舞台，为现代四川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准备。早在辛亥革命之时，四川的高等学堂就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在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和四川法政学校任教的吴虞对四川尊孔复古逆流进行了迎头痛击，他发表了诸如《吃人的礼教》、《说孝》等一系列笔锋犀利、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文，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起，向封建宗法制度、旧礼教、旧道德发起了猛烈攻击，唤醒了无数青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做了启蒙工作和舆论准备，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和“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高校也成了“五四”运动在四川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爆发后，四川高校师生又率先发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大办《星期日》、《四川学生潮》、《直觉》、《半月报》等传播新思潮的进步刊物，为在四川传播马列主义，建党建团，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四川高校涌现了张秀熟、袁诗荛、巴金等优秀的学生领袖人物，集中了像王右木、恽代英、吴玉章、杨圈公、童庸生、廖恩波、刘伯坚、何秉彝、曾莱、陆更夫、苟永芳、杨国杰等这样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先驱，四川高校成了培养革命者的摇篮和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据点。“五四”之后，四川高校师生以学校为据点，组织读书会，建立进步社团，办革命刊物宣传马列思想，创建了四川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奠定了大革命在四川开展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四川高校一些师生甚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民国前期的四川高校为现代四川革命运动的开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推动了现代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传播了新思想，启发了民智从而促成了四川社会风气的大变化，而且为四川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理学、医学、法学、农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专业的优秀人才，推动了现代四川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其中不少人才还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过巨大贡献。除了培养了一大批各专业的优秀人才之外，当时四川高校还积极服务社会。如：1933年四川叠溪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后，数月之内小震不断，1933年底，四川大学组织了川大地震考察团，考察团经过十多天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地震成因及未来情况作了预测，返回学校后，考察团整理发表了叠溪地震考察报告，对四川松（藩）、茂（汶）地震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934年5月，四川大学化学系师生组织工业考察团，考察四川各地工业情况，考察归来后师生整理了大量调查报告，为四川工业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建议。1936年4月，四川大学农学院与省建设厅合办水稻场，试种水稻百余种，并且做双季稻栽培试验。后又与建设厅合办甘蔗试验场，主要进行蔗种的改良，国外省外良种引进试验、蔗作指导、蔗农合作、蔗作调查等等。四川高校通过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为现代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 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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